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的积极意义”。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拭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现从先生的角度，将这一问题作一个小小的展开。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他“寓僧舍”、“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乌台诗案是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乌台诗案
乌台，即御史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它兴讼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苏轼是被告。原告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
原来，苏轼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变法之时。朝廷上革新派和守旧派两军对峙，斗争激烈。苏轼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并请求尽快制止变法。请求未果，于是希望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故上书请求外任。获准后，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此期间，苏轼针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写了一些讥讽新法的诗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知湖州后不久，乌台诗案便发生了。
宋神宗在接受了何正臣、舒亶等御史们对苏轼的指控后，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苏轼。押解至京后，苏轼被投入御史台的监狱。何、舒等人把苏轼写的诗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曲解附会，目的是欲陷彼于罪，置彼于死地。他们对苏轼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的解释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全诗如下：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咏物诗，作者是想以此说明自己有桧树一样挺拔不屈的品格。何、舒等人则借此大做文章，指控这首诗有不臣之意。
乌台诗案在朝野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对苏轼心寄同情和出面营救的人不少。远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念佛，为苏轼祈祷平安；曾任参知政事、此时已经隐退的张方平愤然草拟奏章，劝神宗爱惜“天下奇才”。
宰相吴充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弥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曹太后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宋神宗很怜惜苏轼之才，本不愿对诗案进行深究。当多方的营救之声不时传来时，他不能不为之动心，特别是极为器重的王安石的话，他更无不听之理。于是他最后下决心了结此案：贬苏轼去黄州担任团练副使，实际上是把他当作政治犯发配到地方上去，同时还要接受当地官吏的监督。
一百三十天的监狱生活结束后，苏轼又获得了自由。当他一路跌跌撞撞、狼狈不堪地抵达黄州、住进一所破庙之时，我们几乎要洒下同情的泪水。但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又怎知，似乎是冥冥苍天特意安排了这位汉民族的杰出子民在蒙受了巨大冤屈之后，去完成一项开辟宋代文学新纪元的伟大创举——因为，他的才情和黄州土地的相互融合，他的胸襟和赤壁之水的相互激荡，意味着《赤壁怀古》和《赤壁赋》的诞生，意味着宋代文学走向一段新的里程。有诗为证：
游东坡十一绝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在题材上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他轻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在文化上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知我囊无钱。”
在风格上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卒岁，且斗尊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诗词前后期发生变化的原因概述
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的积极意义”。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拭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现从先生的角度，将这一问题作一个小小的展开。
生活环境改变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他“寓僧舍”、“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崇尚佛老思想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乌台诗案使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儒道佛三教合一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卷三十七
◎记十三首
胜相院经藏记
元丰三年，岁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简，号曰宝月，修行如幻，三摩钵提，在蜀成都，大圣慈寺，故中和院，赐名胜相，以无量宝、黄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众香，庄严佛语及菩萨语，作大宝藏。涌起于海，有大天龙，背负而出，及诸小龙，纠结环绕。诸化菩萨，及***神，镇守其门。天魔鬼神，各执其物，以御不祥。是诸众宝，及诸佛子，光色声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珑宛转，生出诸相，变化无穷。不***言语，自然显见，苦空无我，无量妙义。凡见闻者，随其根性，各有所得。如众饥人，入于大仓，虽未得食，已有饱意。又如病人，游于药市，闻众药香，病自衰减。更能取米，作无碍饭，恣食取饱，自然不饥。又能取药，以疗众病，众病有尽，而药无穷，须臾之间，无病可疗。以是因缘，度无量众，时见闻者，皆争舍施，富者出财，壮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爱，及诸结习，而作佛事，求脱烦恼，浊恶苦海。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有大因缘。去国流浪，在江淮间，闻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随众，舍所爱习。周视其身，及其室庐，求可舍者，了无一物。如焦谷芽，如石女儿，乃至无有，毫发可舍。私自念言，我今惟有，无始已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黼黻文章，悦可耳目。如人善博，日胜日负，自云是巧，不知是业。今舍此业，作宝藏偈。愿我今世，作是偈已，尽未来世，永断诸业，客尘妄想，及诸理障。一切世间，无取无舍，无憎无爱，无可无不可。时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说偈言：
我游多宝山，见山不见宝。岩谷及草木，虎豹诸龙蛇。虽知宝所在，欲取不可得。复有求宝者，自言已得宝，见宝不见山，亦未得宝故。譬如梦中人，未尝知是梦，既知是梦已，所梦即变灭。见我不见梦，因以我为觉，不知真觉者，觉梦两无有。我观大宝藏，如以蜜说甜。众生未谕故，复以甜说蜜。甜蜜更相说，千劫无穷尽。自蜜及甘蔗，查梨与橘柚，说甜而得酸，以及咸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尔默自知，不烦更相说。我今说此偈，于道亦云远，如眼根自见，是眼非我有。当有无耳人，听此非舌言，于一弹指顷，洗我千劫罪。
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
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曰：“以无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罗汉道，亦曰：“以无所得故而得。”如来与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独舍利弗，至于百工贱技，承蜩意钩，履犭希画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虽至于大菩萨，其视如来，犹若天渊然，及其以无所得故而得，则承蜩意钩，履犭希画墁，未有不与如来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婴儿生而导之言，稍长而教之书，口必至于忘声而后能言，手必至于忘笔而后能书，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声，则语言难于属文，手不能忘笔，则字画难于刻琱。及其相忘之至也，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观之，其神智妙达，不既超然与如来同乎！故《金刚经》曰：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以是为技，则技疑神，以是为道，则道疑圣。古之人与人皆学，而独至于是，其必有道矣。
吾非学佛者，不知其所自来，独闻之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恶同而无思，则土木也，云何能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呜呼，吾老矣，安得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谪居惠州，终岁无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无所谓经藏者，独榜其所居室曰思无邪斋，而铭之致其志焉。
始吾南迁，过虔州，与通守承议郎俞君括游。一日，访廉泉，入崇庆院，观宝轮藏。君曰：“是于江南壮丽为第一，其费二千余万，前长老昙秀始作之，几于成而寂。今长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间，劝导经营，铢积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锡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劳，为一言记之乎？”盖吾心许之。
俞君博学能文，敏于従政，而恬于进取。数与吾书，欲弃官相従学道。自虔罢归，道病卒于庐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为出涕。故作此文以遗湜、锡，并论孔子思无邪之意，与吾有志无书之叹，使刻于石，且与俞君结未来之因乎？
绍圣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记
密州通判厅题名记
始，尚书郎赵君成伯为眉之丹?夌令，邑人至今称之。余其邻邑人也，故知之为详。君既罢丹?夌，而余适还眉，于是始识君。其后余出官于杭，而君亦通守临淮，同日上谒辞，相见于殿门外，握手相与语。已而见君于临淮，剧饮大醉于先春亭上而别。及移守胶西，未一年，而君来倅是邦。
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记疏以为怨咎，以此尤不可与深中而多数者处。君既故人，而简易疏达，表里洞然，余固甚乐之。而君又勤于吏职，视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
君曰：“吾厅事未有壁记。”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属于余。余未暇作也。及为彭城，君每书来，辄以为言，且曰：“吾将托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岘山，谓従事邹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堙灭无闻，使人悲伤。”湛曰：“公之名，当与此山俱传，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邹湛者，羊叔子之贤也。今余顽鄙自放，而且老矣，然无以自表见于后世，自计且不足，而况能及于子乎！虽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数百年之后，得此文于颓垣废井之间者，茫然长思而一叹也。
秦太虚题名记
．元丰二年中秋后一日，余自吴兴道杭，东还会稽。龙井有辩才***，以书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夕已。航湖至普宁，遇道人参寥，问龙井所遣蓝舆，则曰，以不时至去矣。是夕天宇开霁，林间月明，可数毫发，遂弃舟従参廖杖策并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灵石坞，得支径，上风篁领，憩于龙井亭，酌泉据石而饮之。自普宁凡经佛寺十五，皆寂不闻人声，道傍庐舍，或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止激悲鸣，殆非人间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寿圣院，谒辩才于潮音堂，明日乃还。高邮秦观题。
览太虚题名，皆予昔时***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始予与辩才别五年，乃自徐州迁于湖。至高邮，见太虚、参廖，遂载与俱。辩才闻予至，欲扁舟相过，以结夏未果。太虚、参廖又相与适越，云秋尽当还。而予仓卒去郡，遂不复见。明年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廖遣人致问，且以题名相示。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廖。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也。
奖谕敕记
．敕苏某。省京东东路安抚使司转运司奏，昨黄河水至徐州城下，汝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为中国患久矣，乃者堤溃东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屡以言，朕甚嘉之。
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河决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东西北触山而上，皆清水无复浊流。水高于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东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尝筑二堤。一自小市门外，绝壕而南，少西以属于戏马台之麓；一自新墙门外，绝壕而西，折以属于城下南京门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与武卫奉化牢城之士，昼夜杂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东南隅入，遇堤而止。水窗六，先水未至，以薪刍为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后，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与外水相应，井有溢者。三方皆积水，无所取土，取于州之南亚父冢之东。自城中附城为长堤，壮其址，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阔倍之。公私船数百，以风浪不敢行，分缆城下，以杀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渐退，城以全。
明年二月，有旨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发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米一千八百余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筑外小城。创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楼之下，一在上洪门之西北，一在大城之东南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灵平埽成，水不复至。臣某以谓黄河率常五六十年一决，而徐州最处汴泗下流，上下二百余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难落，不与他郡等，恐久远仓卒吏民不复究知，故因上之所赐诏书而记其大略，并刻诸石。若其详，则藏于有司，谓之《熙宁防河录》云。
石氏画苑记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举进士不第，即弃去，当以荫得官，亦不就，读书作诗以自娱而已，不求人知。独好法书、名画、古器、异物，遇有所见，脱衣辍食求之，不问有无。居京师四十年，出入闾巷，未尝骑马。在稠人中，耳目谡谡然，专求其所好。长七尺，髯而黑，如世所画道人剑客，而徒步尘埃中，若有所营，不知者以为异人也。又善滑稽，巧发微中，旁人抵掌绝倒，而幼安淡然不变色。与人游，知其急难，甚于为己。有客于京师而病者，辄舁置其家，亲饮食之，死则棺敛之，无难色。凡识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独深知之。幼安识虑甚远，独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状貌如四十许人，须三尺，郁然无一茎白者，此岂徒然者哉。为亳州职官与富郑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
其家书画数百轴，取其毫末杂碎者，以册编之，谓之石氏画苑。幼安与文与可游，如兄弟，故得其画为多。而余亦善画古木丛竹，因以遗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尝言：“所贵于画者，为其似也。似犹可贵，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见人物，皆吾画笥也。所不见者，独鬼神耳，当赖画而识，然人亦何用见鬼。”此言真有理。今幼安好画，乃其一病，无足录者，独著其为人之大略云尔。
元丰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黄州安国寺记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従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従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寺僧曰继连，为僧首七年，得赐衣。又七年，当赐号，欲谢去，其徒与父老相率留之。连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谢去。余是以愧其人。七年，余将有临汝之行。连曰：“寺未有记。”具石请记之。余不得辞。
寺立于伪唐保大二年，始名护国，嘉祐八年，赐今名。堂宇斋閤，连皆易新之，严丽深稳，悦可人意，至者忘归。岁正月，男女万人会庭中，饮食作乐，且祠瘟神，江淮旧俗也。
四月六日，汝州团练副使眉山苏轼记。
石钟山记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鸣，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献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李太白碑阴记
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曰：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従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跆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太白之従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辩。
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
熙宁十年，余方守徐州，闻河决澶渊，入巨野，首灌东平。吏民汹惧，不知所为。有僧应言建策，凿清冷口，道积水北入于古废河，又北东入于海。吏方持其议，言强力辩口，慨然论河决状甚明。吏不能夺，卒以其言决之，水所入如其言，东平以安，言有力焉。众欲为请赏，言笑谢去。余固异其人。后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郓来，见余于宋，曰：“吾郓人也，少为僧，以讲为事。始钱公子飞使吾创精舍于郓之东阿北新桥镇，且造铁浮屠十有***，高百二十尺。既成，而赵公叔平请诸朝，名吾院曰荐诚，岁度僧以守之。今将造五百罗汉像于钱塘，而载以归，度用钱五百万，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余于是益知言真有过人者。又六年，余自黄州迁于汝，过宋，而言适在焉。曰：“像已成，请为我记之。”呜呼，士以功名为贵，然论事易，作事难，作事易，成事难。使天下士皆如言，论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岂少哉！其可不为一言。
方丈记
年月日，住持传法沙门惟谨，重建方丈，上祝天子万寿，永作神主，敛时五福，敷锡庶民。地狱天宫，同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
野吏亭记
故相陈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盖孔子所谓先进于礼乐者。公在***，独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圮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复完新之。
绍圣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记
南安军学记
古之为国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学校也。今亡矣，独学校仅存耳。古之为学者四，其大者则取士论政，而其小者则弦诵也。今亡矣，直诵而已。舜之言曰：“庶顽谗说，若不在时。候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格之言改也。《论语》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荐也。《春秋传》曰：“奉承齐牺。”庶顽谗说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恶莫若进善，故择其可进者，以射候之礼举之。其不率教甚者，则挞之，小则书其罪以记之，非疾之也，欲与之并生而同忧乐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终弃者，故使乐工***其讴谣讽议之言而飏之，以观其心。其改过者，则荐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则威之、屏之、僰之、寄之之类是也。此舜之学政也。
射之中否，何与于善恶，而曰“候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众而论士也。众一而后论定。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使***扬觯而叙黜者三，则仅有存者。由此观之，以射致众，众集而后论士，盖所従来远矣。《诗》曰：“在泮献囚。”又曰：“在泮献馘。”《礼》曰：“受成于学。”郑人游乡校，以议执政，或谓子产：“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师也。”孔子闻之，谓子产仁。古之取士论政者，必于学。有学而不取士、不论政，犹无学也。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议政，可谓近古，然卒为党锢之祸，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于下，其祸败固宜。
朝廷自庆历、熙宁、绍圣以来，三致意于学矣。虽荒服郡县必有学，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术之富，与闽、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显，所至必建学，故南安之学，甲于江西。侯仁人也，而勇于义。其建是学也，以身任其责，不择剧易，期于必成。士以此感奋，不劝而力。费于官者，为钱九万三千，而助者不赀。为屋百二十间，礼殿讲堂，视大邦君之居。凡学之用，莫不严具。又以其余增置廪给食数百人。始于绍圣二年之冬，而成于四年之春。学成而侯去，今为潮州。
轼自海南还，过南安，见闻其事为详。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赢粮而従轼者三百余里，愿纪其实。夫学，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学政告之。然舜远矣，不可以庶几。有贤太守，犹可以为郑子产也。学者勉之，无愧于古人而已。
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四日，眉山苏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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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糜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他轻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知我囊无钱。”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卒岁，且斗樽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下面试探究一下苏轼诗词前后期发生如此之大变化的原因。
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的积极意义”。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拭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
现从先生的角度，将这一问题作一个小小的展开。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他“寓僧舍”、“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乌台诗案是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 乌台诗案变化原因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其他人又不一样。他?寓僧舍?、?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乌台诗案使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乌台诗案：
一、简介：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二、发生时间：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乌台诗案发生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1079年）。
三：案件始末：
1、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2、起因：
案件起因较为复杂，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政治上为政敌所不容，文字上又授人以把柄。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诗案就是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表中说：“臣……荷先帝之误恩，擢至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陛下……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3、案件审理：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
4、案情：
李定等人很多都无中生有，从苏轼赠给友人的诗中生硬地拽出一些诗句，诽谤他说这些词句讽刺朝廷，对朝廷极不尊重。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5、结果：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宋神宗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心里也着实犯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更奇怪的是，新旧两派正直之士，均出面营救。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探讨苏轼佛教思想的特征，他贬居黄州时所写《答毕仲举二首》可谓机枢。在此文中苏轼曾阐述自己对佛教及其思想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常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 ①可见，苏轼于佛说，所求乃“实美而真饱”，真实是他摄取佛家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弄清体现在苏轼身上的“真实”的内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佛教思想。
苏轼在《盐官大悲阁记》中，曾将学佛比做造酒。文中指出：“二人为之，美恶不齐。”原因在于“古之为方者，未尝遗数也。能者即数以得妙，不能者循数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与不能，而粗精见焉。”②这里的数即指造酒应遵循的“分齐”和“度数”，即一种客观规律，因此他反对“略其分齐，舍其度数，以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的态度，如果这样，“则其不为人之所呕弃者寡矣”。他还进而指出，“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也”，这意味着学佛是一种必须遵循一定客观规律的行为，“一以意造”必无善果。学佛还是要有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这和儒家提倡的“诚”不谋而合。《中庸》云：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③诚既指“天之道”，即自然的规律性，又指“人之道”，即一种至高的道德境界。圣人是思想行为合乎道理的人，用诚去实践诚，就是择取善并坚持它。诚者，真也。儒家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如盐化水，成为苏轼式“真实”的根底。理解这一点，便彻底划清了苏轼和佛教信徒的界限，方能洞晓他对佛教思想的受纳取舍为何。可以说，苏轼学佛，立足在儒。佛，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支持，而非安身立命的根本。
文/念一
苏轼，字东坡，唐宋八大家之首，一生集诗、词、散文、书、画之大成。特别是对宋词方面成就与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难有人能与之匹敌。一代国学***林语堂在所著的《苏东坡传》中这样评价他：“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
这样一位超然洒脱的天才诗人，文章虽名满天下，其仕途却历尽艰辛，屡遭贬降，才气并不为时政之所用。然而与其政治生涯的不顺遂相比，苏轼最大的***是身旁始终有许多良师益友和长情佳人伴其左右，从其弟苏子由，到大画家文与可、高僧佛印、诗人黄庭坚、秦少游，再到前后两任妻子王弗、王闰之，无一不是品性不俗之人。于诗人而言，有酒可饮、有诗可做，有情可恋，有江湖可行，其一生也算是***的。
而在其纷繁绚烂的一生里，还有一个叫王朝云的女子，亦妻亦友亦知己的陪伴了苏东坡整整二十三年，陪他走过人生最颠沛流离的困境 ，也成了这个旷世才子生命中最后的温暖与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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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诗人与歌妓相识相爱的故事不少，柳永与虫娘，鱼***与温庭筠，薛涛与元稹，皆是因情而起，先是轰轰烈烈，但到最后却只能在现实的夹缝中零落成泥，难归于好。唯独看苏东坡与王朝云的故事，没有情爱的伤害与负重，只有光风霁月的磊落与坦荡，彼此抵手相伴，温暖无伤。
神宗煕宁七年，38岁的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江南的诗酒与美景正应了诗人那潇洒的性情，让他日日流连西湖而忘返。一日，他照例与文人闲游西湖，找来歌舞班助兴。悠扬袅绕的丝竹声中，一个清新脱俗的小姑娘进入了苏东坡的视线，她就是王朝云。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有人说这首著名的描写西湖景致的七言绝句，就是苏东坡于美景中忽见佳人，寓景于情而为朝云所作。我却不这么理解，当时只有12岁的王朝云，对于见识美人无数的苏东坡而言，最多只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并无情欲可言。真正吸引苏东坡的，应该是朝云的聪颖乖巧，是她虽流落风尘却不落于俗世的独特气质，就像一块浑然天成的璞玉，而苏东坡就是那个独具慧眼的人。
苏东坡当时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对小朝云也十分喜爱，将其从歌舞班买入苏府作为丫鬟。同年，苏东坡在杭州的三年任期届满，开始启程前往山东密州任职。此后，苏东坡经历了被逮捕、审判、降职等人生中一系列低潮与困难时期，被辗转流放于徐州、湖州等偏远地区，但朝云始终不离不弃伴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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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元丰二年，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的苏东坡终于获释，但却也因此被贬为黄州副使。死里逃生的他开始深思人生的真谛。喜欢他在此期间所写的《安国寺记》：“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主---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而乐之----”经历了生死大劫的诗人抛开俗世枷锁，开始回归到寻找内心的本真。
也就是这时，在跟随苏东坡六年之后，18岁的王朝云被其收为侍妾。在苏府长大后的朝云，在苏东坡的文艺熏陶与教导之下，出落得不仅越发美丽动人，而且十分聪颖机智，才情极佳。有个著名的典故，说有一日，苏东坡吃饱饭，就开始摸着肚皮散步。遇到左右侍婢，他打趣问：“你们说说看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有人说是文章，有人说是见识，苏东坡皆不以为许，只到碰到朝云，她说：“学士这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东坡方才捧腹大笑起来。显然，慧质兰心的朝云是懂他的，历种种种政治变故之后，苏东坡己深知自己的一生的命运起伏皆因自己这满腹不合时政的思想而起。文才也罢，仕途也好，他必是己看得淡然才会有此一问。而在黄州的时光，生活虽十分清苦，但有妻子和朝云相伴，苏东坡感到快乐而满足。他务农食菜，常竹杖芒鞋而出，与渔樵同归，唱陶潜的《归去来兮辞》，生活得恣意且欢喜。他最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两篇《赤壁赋》也都是写成于此时。
与前两任妻子的人情练达相比，作为侍妾的王朝云在艺术气质上与浪漫洒脱的苏东坡最为接近。她能歌善舞，会书画，懂楷法，亦学佛理，有超凡脱俗的雅洁之姿。秦观曾为其作诗云《南歌子》：” 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暂为清歌住，还因春雨忙。瞥然归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 诗中将朝云比作巫山神女般美丽圣洁高远，可以看出当时其在文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影响。苏东坡还有一首《浣溪沙》也是描写朝云之姿的：“轻汗微微通碧纹，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相传朝云身上有一种天生的奇香，沐浴后便会使流香满溢，不知其是真是***，但也足己显见苏东坡对朝云喜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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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宗绍圣元年，苏东坡被宰相章惇贬谪至广东惠州，成为了被贬至岭南的第一人，这时她的第二任妻子也己经病逝。眼看时运每况愈下，身边的众多侍妾与奴婢纷纷散去，只有朝云始终追随左右。一千五百里外的岭南的山长水远，是她陪着日渐老去的他艰难跋涉而去。这一年苏东坡57岁，王朝云31岁。
这也成了苏东坡与王朝云一生中患难与共的时期。到惠州后，苏东坡与朝云恩爱相伴，他们一起盖房子，种树养花，一起作诗游湖，炼丹寻道。为感激朝云对自己年老时的不离不弃，苏东坡曾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姻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此诗有序：“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因读乐天诗，戏作此赠之。”他将朝云与白居易的侍妾小蛮相比，将她视如“天女维摩”般纯洁不染的人间仙子，其间爱恋不言而喻。
惠州地处偏远，生活清寂。据说，那时王朝云常常唱苏轼所作的《蝶恋花》词为其聊解愁闷。但是每当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朝云就会因感怀诗情之悲而掩抑惆怅。东坡何其何因，答：“妾所不能竟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 苏轼大笑：“我正悲秋，而你又开始伤春了！”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敏锐的心情与感受力，他们之间才能达到一种真正心灵相通的交流和共鸣。
然而遗憾的是，好时光总是易散。到惠州没多久，朝云就开始身染瘟疫。苏东坡在《朝云诗》里写道：“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但纵是拜经念佛，寻医问药不断，朝云的病情还是日渐恶化。临终前，她拉着苏东坡的手念《金刚经》上的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尔后溘然长逝。
她是要对他说：“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水和闪电，转瞬即逝。你莫要牵挂，莫要不舍。”而这字字句句，其实何尝不是她对他最大的牵挂与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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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云逝后，苏东坡的生命里再没有出现过任何女人的痕迹。“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世界上最懂他的人走了，此生岁月，便也只好唯以相思慰终老。
在之后的日子里，苏轼不胜哀伤的写了许多诗、词、文章来悼念这位红颜知己。其中，著名的《西江月梅花》一词，寓情于梅花，将朝云如梅花般冰清玉洁的情态和对其刻骨的思念尽化其中：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迁时过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反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朝云如霞，远在天际却落入凡尘，或许为的只是，能陪你走此一程。
虽然终其一生，由于出身的原因，王朝云始终只是以侍妾的身份陪伴在苏东坡身边，没能成为其名正言顺的妻子。 但她之于他的意义，却是独一无二的。她情感细腻，温柔得体，与苏东坡在文学艺术上有着同的体验与感受，在佛法上有对人生一致的理解与见地，她爱慕并向往他高远的精神境界，努力读懂他的的一言一行，一字一句，像是一朵可以为之解忧的解语花，在他的生命里安然绽放。
有一种爱，是于人世寒凉中能与之身心相偎的温情，是以崇敬之情追随你的一切，是做你心灵最好的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