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
诗歌
综述
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风格
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
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代表作品
《望庐山瀑布》，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侠客行，春思，秋歌。
词赋
李白是否有词的创作至今仍然未有一致的定论，但是今传为李白词的作品，若不论其真伪及是否可归入词体，约有20余首，如《秋风词》《结袜子》《菩萨蛮》《忆秦娥》等。
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在词史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这一地位犹如古代希腊神话在西方艺术中的地位，作为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李白词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偶像。李白在词体文本模式的形成，词的创作模式上均有重大贡献。
实际上，从五代《花间集》以来，所有的唐宋词选集、总集，在具体操作中，都不会忘记李白，至少也要在序跋题记中提上一句。其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词人，虽然只有很少几首著作权经常受到怀疑的词作，但却从来没有人对他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或批评意见。如果评选天下第一词人，李白无疑将以全票当选“词王”。
书法
《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行草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
李白《上阳台帖》
李白《上阳台帖》
纸本，纵28.5厘米，横38.1厘米。草书5行，共25字。款署“太白”二字。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背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卷前后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斋”、贾似道“秋壑图书”，元“张晏私印”、“欧阳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近代张伯驹等鉴藏印。
剑术
李白不仅文***斐然，其剑术亦是十分高明。他“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造诣非同一般。李白的诗，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合称唐代三绝。虽然“三绝”中没有李白的剑术，但其剑术之高却仅位于裴旻之下，居唐朝第二。
据统计，《全唐诗》李白诗中“剑”字共出现了107次，除去作为地名的“剑阁”3次，“剑壁”1次，武器之“剑”犹有103次之多。属于剑的“铗”出现了1次、“吴钩”1次、“吴鸿”1次、“湛卢”1次、“干将”1次、“莫邪”1次、“青萍”2次、“秋莲”2次、“霜雪”2次、“匕首”3次、“龙泉”4次。总计，“剑”字共出现了118次（统计时把“吴钩霜雪明”，“空余湛卢剑”，“剑花秋莲光出匣”，“拙妻莫邪剑”，“吾家青萍剑”分别计做1次），分布在106首诗中，约占全诗总数的10%。
道经
李白赏月
李白赏月
李白从少年时起，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山林里，饲养了许多奇禽异鸟，做了动物饲养员。这些美丽而驯良的鸟儿，由于饲养惯了，定时飞来求食，好像能听懂人的语言似的，一声呼唤，便从四处飞落阶前，甚至可以在人的手里啄食谷粒，一点都不害怕。这件事被传作奇闻，最后竟使绵州刺史亲自到山中观看鸟儿们的就食情况。这位刺史见他们能指挥鸟类的行动，认定他们有道术，便想推荐二人去参加道科的考试。可是，二人都婉言拒绝了。当时有名的纵横家赵蕤也是李白的老师，此人于***四年（716）就著成了《长短经》十卷。那时李白才十五岁。赵蕤这部博考六经异同、分析天下形势、讲求兴亡治乱之道的纵横家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极大的兴趣。他以后一心要建功立业，喜谈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这部书的影响。
盛唐国力强盛，士人多渴望建功立业。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功业自许，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实现“谈笑安黎元”、“终与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他希望能像姜尚辅佐明君，像诸葛亮兴复汉室。《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抒怀》、《永王东巡歌》、《行路难》（其二）都反映了他的这类思想。
他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鄙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不愿阿谀奉迎，也不屑于与俗沉浮。现实的黑暗使他理想幻灭，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使他窒息，他渴望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于是***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来挣脱桎梏、争取自由。其表现方式或纵酒狂歌，寻仙学道，然而，酒既无法销愁，神仙更虚无飘渺，于是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把美好的大自然作为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来歌颂。他笔下的峨嵋、华山、庐山、泰山、黄山等，巍峨雄奇，吐纳风云，汇泻川流；他笔下的奔腾黄河、滔滔长江，荡涤万物，席卷一切，表现了诗人桀傲不驯的性格和冲决羁绊的强烈愿望。
这是李白对社会的愤怒抗争，是他叛逆精神的重要体现。他反对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揭露将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由于玄宗的骄纵，宦官权势炙手可热……通过对政事纲的分析，并到幽燕的实地观察，李白以诗人的敏感，洞幽烛微，在当时诗人中他和杜甫最早揭示祸乱将作。“安史之乱”爆发，他的爱国热情因此升华，摆脱了用藏出处的矛盾。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爱国内涵，并富于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古风》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他既有清高傲岸的一面，又有庸俗卑恭的一面，他的理想和自由，只能到山林、仙境、醉乡中去寻求，所以在《将进酒》、《江上吟》、《襄阳歌》等诗中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齐一万物、逃避现实等思想，这在封建社会正直孤傲的文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苏轼
文学成就
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苏轼小像
苏轼小像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苏轼小像
苏轼小像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23]
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23]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东坡图
东坡图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23]
艺术成就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25]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25]
《黄州寒食诗帖跋 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跋 黄州寒食诗帖》
1.前者是“头发微白”不是很白，后者是“头发已经很白”，写作时间的不同，意义也不一样。
2.第一个是比喻，把弓比月;第二个是描写景色，说明时间
3.密州出猎这首词感情纵横奔放，令人“觉天风海雨逼人”。词中表现了作者的胸襟见识，情感兴趣，希望理想，一波三折，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充满阳刚之美，成为历史弥珍的名篇。十年生死两茫茫作者巧妙地推己及人，以想象妻子在那凄清冷落的地方想念自己，衬托出自己对亡妻永不能忘的深挚感情 这首词将梦境与现实交融而为一体，浓郁的情思与率直的笔法相互映衬，既是悼亡，也是伤时，把哀思与自叹融和，情真意切，哀惋欲绝，读之催人泪下.
编辑词条江城子·密州出猎
江城子 密州出猎
编辑本段作家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嘉佑二年（1057）进士，任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召直史馆。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知湖州时，以讪谤系御史台狱，三年贬黄州团练使，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后量移诸州。哲宗元佑元年（1086）还朝，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九年，又被劾奏讥斥先朝，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始被召北归，卒于常州。著有《东坡全集》一百一十五卷，今存。
编辑本段原文
老夫聊发少年狂①。左牵黄1，右擎苍。锦帽貂裘②，千骑③卷④平冈。为报倾城⑤随太守⑥，亲射虎，看孙郎2。⑦
酒酣⑧胸胆尚开张⑨。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⑩，西北望，射天狼。
○平声 ●仄声 ⊙可平可仄 △平韵 ▲仄韵
本作的韵脚是：七阳；可“三江七阳”通押。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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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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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注释
1.“左牵黄”两句：左手牵着黄狗，右臂举着苍鹰。
2.“亲射虎”两句：孙郎即孙权。《三国志·吴志》孙权本传载：“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
3.“持节云中”两句：用汉文帝与冯唐故事。据《汉书·冯唐传》记载：云中太守魏尚治军有方，“使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一旦入侵，必所杀甚众。后因报功时“虏差六级”多报了六颗首级，被文帝“下之吏，削其爵”。冯唐竭力为魏尚辩白，认为文帝“赏太轻，罚太重”，颇失人心。文帝幡然醒悟，当日便令冯唐持节赦免魏尚，官复原职，并拜冯唐为车骑都尉。节：兵符，古代使节用以取信的凭证。持节：是奉有朝廷重大使命。云中：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境内，包括山西省西北一部分地区。苏轼当时在政治上处境不甚得意,在这里以守卫边疆的魏尚自许，希望得到朝廷的信任。
4.天狼：天狼星。《楚辞·九歌·东君》：“长矢兮射天狼。”《晋书·天文志》云：“狼一星在东井南，为野将，主侵掠。”词中以之比喻为对北宋边境屡有侵犯的西夏等国。
①这句说我老头子谈笑间萌发了年轻时的狂妄。
②锦帽貂裘：锦蒙帽，貂鼠裘，古代贵族服饰。这里指打猎武士们的装束。
③言从骑之盛，亦暗示太守身份。太守是“封疆大吏”，略等于古之诸侯。古制：“诸侯千乘”。
④形容飞马疾驰的样子。
⑤倾城：倾动一城之意，整个城里的人，写“随太守”的观众之多。
⑥作者自己，时苏轼任密州太守。
⑦这句说：效仿当年孙权的榜样，亲自射虎。这里苏轼是以孙权自比。
⑧酒喝的很畅快。
⑨胸怀开扩，胆气豪壮。
⑩会：将要；挽：拉开；这句说：要把弓拉足，像满月一样圆。
译文
让老夫也暂且抒发一回少年狂，左手牵扯着黄犬，右臂托着苍鹰。头上戴着锦缎做的帽子，身上穿着貂皮做的大衣，带领千余膘马席卷过小山冈，威武雄壮。为了酬报太守，人们倾城出动，紧随身后。我要亲自搭弓射虎，看！咱多像当年的孙权，英姿勃发，意气豪放。
酒意正浓时，胸怀更开阔，胆气更豪壮。两鬓已生出白发，这又算得了什么！遥想当年，冯唐手持文帝的符节去解救战将魏尚，使其免罪复职，什么时候朝廷能派遣冯唐式的义士来为我***，让我像魏尚一样受到重用，戍边卫国呢？我也能拉开雕弓圆如满月，随时警惕地注视着西北方，勇敢地将利箭射向入侵之敌。
赏析
这首词是苏轼豪放词中较早之作，作于熙宁八年（1075）冬，当时苏轼知密州。据《东坡纪年录》：“乙卯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苏轼有《祭常山回小猎》诗云：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其描写出猎的壮观场面及卒章所显之志，与这首《江城子》类似。
苏轼在此词写就后数日给他的朋友鲜于子骏的信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上阕着力描写出猎的阵势，豪兴勃发，气势恢宏。“狂”字是核心，虽是聊发，却缘自真实。苏轼外任或谪居时期常常以“疏狂”、“狂”、“老狂”自况。如《十拍子》：“强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
他写这首词时节三十八岁，却自称"老夫"，此中意味，需要特别体会。
“为报”句写出太守与人民的亲切关系和颇为自负的豪情。
下阕抒写为国效力的愿望。从熙宁三年到七年，辽和西夏数次南侵，北宋***割地赔银，丧权辱国，令许多尚气节之士义愤难平。故苏轼借出猎的豪兴，将深隐心中的夙愿和盘托出，其"狂"字下面潜涵的赤诚令人肃然起敬。
词中一连串表现动态的词如发、牵、擎、卷、射、挽、望等，也十分生动形象。
[赏析]
在作者生活的年代，宋朝的主要边患是辽和西夏，虽订立过屈辱的和约,可是军事上的威胁还是很严重的。这首词前段写打猎的场面有声有色。后段从打猎引申到“天狼”，表现出作者抗击敌人的壮志和决心。全篇的气概都很豪迈，大有“横槊赋诗”的气概，把词中历来香艳的吴侬软语，变成可报国立功的黄钟之音，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提高了词的意境。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冬。苏轼词风于密州时期正式形成，这首词即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此词一反“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拓宽了词的境界，树起了词风词格的别一旗帜。
苏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历来勤政爱民，每至一处，都颇有政绩，为百姓所拥戴。密州时期，他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和失意的，郁积既久，喷发愈烈，遇事而作，如挟海上风涛之气。这首词起句陡兀，用一“狂”字笼罩全篇，藉以抒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苏轼时年四十，正值盛年，不应言老，却自称“老夫” ，又言“聊发”，与“少年”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形象地***出、流露出内心郁积的情绪。他左手牵黄狗，右手擎猎鹰，头戴锦绣的帽子，身披貂皮的外衣，一身猎装，气宇轩昂，何等威武。“千骑卷平冈”，一“卷”字，突现出太守率领的队伍，势如磅礴倾涛，何等雄壮。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爱戴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太守倍受鼓舞，气冲斗牛，为了报答百姓随行出猎的厚意，决心亲自射杀老虎，让大家看看孙权当年搏虎的雄姿。上阕写出猎的壮阔场面，表现出作者壮志踌躇的英雄气概。
下阕承前进一步写“老夫”的“狂”态。出猎之际，痛痛快快喝了一顿酒，意兴正浓，胆气更壮，尽管“老夫”老矣，鬓发斑白，又有什么关系！以“老”衬“狂”，更表现出作者壮心未已的英雄本色。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国力不振，国势羸弱，时常受到辽国和西夏的侵扰。苏轼由出猎联想到国事，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处境，不禁以西汉魏尚自况，希望朝廷能派遣冯唐一样的使臣，前来召自己回朝，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即喻指辽和西夏。作者以形象的描画，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展抱负，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下阕借出猎表达了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
这首词感情纵横奔放，令人“觉天风海雨逼人”。词中表现了作者的胸襟见识，情感兴趣，希望理想，一波三折，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充满阳刚之美，成为历史弥珍的名篇。
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因对王安石变法持不同政见而自请外任。朝廷派他去当杭州通判，三年任满转任密州太守。这首词是熙宁七年（1074）冬与同僚出城打猎时所作。
词的上片记叙此次出猎的情况。苏轼此时38岁便自称“老夫”，颇有悱恻意味。开头说老夫本不该狂，而自己却要聊且发发少年人的豪情狂态。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架着苍鹰，戴上锦蒙帽，穿上貂鼠裘。率领众多的随从，纵马狂奔，飞快地越过小山冈。说明这是一次装备齐全，人数众多的热热闹闹的***。“卷平冈”极言行走之快，可见出猎者情绪高昂，精神抖擞。下面一层写作者为回报人们倾城而出来观看太守***的盛情，他要像当年的孙权那样亲自挽弓马前射虎。孙郎即孙权，《三国志》记载在一次出行中，孙权的坐骑为虎所伤，他镇定地在马前打死了老虎。这就在浓墨重彩地描绘出猎的群众场面后，又特别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少年狂气。
下片以抒情为主，写作者酒酣之后胸宽胆壮，两鬓出现了一点白发又有什么关系呢!作者并不在意自己的衰老，而更在意的是希望朝廷能够重用他，给他机会去建立功业。这里作者用了一个典故；据《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太守，抵御匈奴有功，只因报功时多报了六个首级而获罪削职。后来，文帝***纳了冯唐的劝谏，派冯唐持符节到云中去赦免了魏尚。这里作者是以魏尚自喻，说什么时候朝廷能像派冯唐赦魏尚那样重用自己呢？最后作者表述了自己企望为国御敌立功的壮志，说到那时我一定会把雕弓拉得满满的，向西北方的天狼星猛射过去。天狼星，据《晋书·天文志》说是“主侵掠”的，这里用以代指从西北来进扰的西夏军队。苏轼在结句表达了自己要报效国家，关怀国家命运的爱国精神。
这首词从题材、情感到艺术形象、语言风格都是粗犷、豪放的。与温庭筠的《望江南》格调截然不同。写此词后，苏轼曾写信给朋友说这首词“虽无柳七郎（柳永）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简》），可见当时的作者已意识到词应有两种不同的风格，苏轼在他的一些词作中便是自觉地实践着自己的风格。
这首诗比较重要,在这里推荐柳永的 雨霖邻
id="id3">苏轼的资料
苏轼生平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仕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主要词作
水龙吟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永遇乐
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满江红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云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洞仙歌
余七岁时见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余，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乎？乃为足之云。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③流年暗中偷换。
西江月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铿然，疑非人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浣溪沙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抵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 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浣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 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江城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昭君怨
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新月与愁烟，满江天。
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飞絮。飞絮送行舟，水东流。
减字木兰花 春月
春庭月午，摇荡香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轻云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浣溪沙 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
其一 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归家说与***桑姑。
其二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
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其三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麦少〕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诗四十七首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登
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裳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
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
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职。（尝有夜雨对床之言，故
云尔。）
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往岁，
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
催试官考较戏作
八月十五夜，月色随处好。不择茅檐与市楼，况我官居似蓬岛。凤咮堂前
野桔香，剑潭桥畔秋荷老。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
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会合古难必，此景此行那两
得。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立鹄。
八月十七复登望海楼自和前篇是日榜出余与试官两人复留五首
楼上烟云怪不来，楼前飞纸落成堆。非关文字须重看，却被江山未收回。
眼昏烛暗细行斜，考阅精强外已夸。明日失怀君莫怪，早知安足不成蛇。
乱山遮晓拥千层，睡美初凉撼不应。昨夜酒行君屡叹，定知归梦到吴兴。
天台桂子为谁香，倦听空阶夜点凉。赖有明朝看潮在，万人空巷斗新妆。
秋花不见眼花红，身在孤舟兀兀中。细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
月兔茶
环非环，玦非玦，中有迷离***儿。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圆还缺缺还圆，此
月一缺圆何年。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
薄命佳人
双颊凝酥发抹漆，眼光入帘珠的皪。故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吴
音娇软带儿痴，无限闲愁总未知。自古佳人多命薄，闭门春尽杨花落。
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
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
述古闻之明日即来坐上复用前韵同赋
仙衣不用剪刀裁，国色初酣卯酒来。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
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
***佳人细马驮，十千美酒渭城歌。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露
湿醉巾香掩冉，月明归路影婆娑。绿珠吹笛何时见，欲把斜红插皂罗。
陌上花三首（并引）
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
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
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骈来。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歌缓缓妾回家。
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
白发相望两故人，眼看时事几番新。曲无和者应思郢，论少卑之且借秦。岁
恶诗人无好语，（公择来诗，皆道吴中饥苦之事。）夜长鳏守向谁亲。（贡父近
丧偶。）少思多睡无如我，鼻息雷鸣撼四邻。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
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京师哭任遵圣
十年不还乡，儿女日夜长。岂惟催老大，渐复成凋丧。每闻耆旧亡，涕泫声
辄放。老任况奇逸，先子推辈行。文章小得誉，诗语尤清壮。吏能复所长，谈笑
万夫上。自喜作剧县，偏工破豪党。奋髯走猾吏，嚼齿对奸将。哀哉命不偶，每
以才得谤。竟使落穷山，青衫就黄壤。宦游久不乐，江海永相望。退耕本就君，
时节相劳饷。此怀今不遂，归见累累葬。望哭国西门，落日衔千嶂。平生惟一子，
抱负珠在掌。见之龆龀中，已有食牛量。他年如入洛，生死一相访。惟有王浚冲，
心知中散状。
答任师中家汉公（一题：奉和师中丈汉公兄见寄诗一首）
先君昔未仕，杜门皇佑初。道德无贫贱，风***照乡闾。何尝疏小人，小人自
阔疏。出门无所诣，老史在郊墟。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高树红消梨，小池
白芙蕖。常呼赤脚婢，雨中撷园蔬。矫矫任夫子，罢官还旧庐。是时里中儿，始
识长者车。烹鸡酌白酒，相对欢有余。有如庞德公，往还葛与徐。妻子走堂下，
主人竟谁欤。我时年尚幼，作赋慕相如。侍立看君谈，精悍实起予。岁月曾几何，
耆老逝不居。史侯最先没，孤坟拱桑樗。我亦涉万里，清血满襟祛。漂流二十年，
始悟万缘虚。独喜任夫子，老佩刺史鱼。威行乌白蛮，解辫请冠裾。方当入奏事，
清庙陈璠玙。胡为厌轩冕，归意不少纾。上蔡有良田，黄沙走清渠。罢亚百顷稻，
雍容十年储。闲随李丞相，搏射鹿与猪。苍鹰十斤重，猛犬如黄驴。岂比陶渊明，
穷苦自把锄。我今四十二，衰发不满梳。彭城古名郡，乏人偶见除。头颅已可知，
几何不樵渔。会当相从去，芒鞋老菑畲。念子瘴江边，怀抱向谁摅。赖我同年友，
相欢出同舆。冰盘荐文鲔，（鲔，鮥也。戎、泸常有。）玉斝倾浮蛆。醉中忽
思我，清诗缀琼琚。知我少诙谐，教我时卷舒。世事日反覆，翩如风中旟。雀罗
吊廷尉，秋扇悲婕妤。升沉一何速，喜怒纷众狙。作诗谢二子，我师宁与蘧。
初别子由
我少知子由，天资和而清。好学老益坚，表里渐融明。岂独为吾弟，要是贤
友生。不见六七年，微言谁与赓。常恐坦率性，放纵不自程。会合亦何事，无言
对空枰。使人之意消，不善无由萌。森然有六女，包裹布与荆。无忧赖贤妇，藜
藿等大烹。使子得行意，青衫陋公卿。明日无晨炊，倒床作雷鸣。秋眠我东阁，
夜听风雨声。悬知不久别，妙理重细评。昨日忽出门，孤舟转西城。归来北堂上，
古屋空峥嵘。退食悮相从，入门中自惊。南都信繁会，人事水火争。念当闭阁
坐，颓然寄聋盲。妻子亦细事，文章固虚名。会须扫白发，不复用黄精。
次韵吕梁仲屯田
雨叶风花日夜稀，一杯相属竟何时。空虚岂敢酬琼玉，枯朽犹能出菌芝。门
外吕梁从迅急，胸中云梦自逶迟。待君笔力追灵运，莫负南台九日期。
章质夫寄惠崔徽真
玉钗半脱云垂耳，亭亭芙蓉在秋水，当时薄命一酸辛，千古华堂奉君子。水
边何处无丽人，近前试看丞相嗔。不如丹青不解语，世间言语元非真。知君被恼
更愁绝，卷赠老夫惊老拙。为君援笔赋梅花，未害广平心似铁。
春菜
蔓菁宿根已生叶，韭芽戴土拳如蕨。烂烝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宿
酒初消春睡起，细履幽畦掇芳辣。茵陈甘菊不负渠，绘缕堆盘纤手抹。北方苦寒
今未已，雪底波棱如铁甲。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牙寒更茁。久抛菘葛犹细事，
苦笋江豚那忍说
赠惠山僧惠表
行遍天涯意未阑，将心到处遣人安。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严》已不看。
欹枕落花馀几片，闭门新竹自千竿。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杨梅尚带酸。
赠钱道人
书生苦信书，世事仍臆度。不量力所负，轻出千钧诺。当时一快意，事过有
馀怍。不知几州铁，铸此一大错。我生涉忧患，常恐长罪恶。静观殊可喜，脚浅
犹容却。而况钱夫子，万事初不作。相逢更何言，无病亦无药。
与秦太虚参寥会于松江而关彦长徐安中适至分韵得风字二首
吴越溪山兴未穷，又扶衰病过垂虹。浮天自古东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风。绝
境自忘千里远，胜游难复五人同。舟师不会留连意，拟看斜阳万顷红。
二子缘诗老更穷，人间无处吐长虹。平生睡足连江雨，尽日舟横擘岸风。人
笑年来三黜惯，天教我辈一樽同。知君欲写长想忆，更送银盘尾鬛红。
次韵关令送鱼
举网惊呼得巨鱼，馋涎不易忍流酥。更烦赤脚长须老，来趁西风十幅蒲。
惠崇春江晓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传世名句
苏轼的名句太多了，就随即来几句：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回首想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长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忘却营营?
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
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相逢一醉是前缘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玉室金堂馀汉士，桃花流水失秦人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梦里青春可得追？欲将诗句绊余晖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
苏轼书法
苏轼的书法有：
《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 《人来得书帖》 《答谢民师论文帖》
《江上帖》 《黄州寒食诗帖》 《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 《祭黄几道文卷》 《醉翁亭记》 《梅花诗帖》
《前赤壁赋》 《东武帖》 《北游帖》 《新岁展庆帖》
《一夜帖》 《次辩才韵诗帖》 《获见帖》 《归去来辞卷》
《覆盆子帖》 《归安丘园帖》 《吏部陈公诗跋》 《东坡苏公帖》
《桤木卷帖》 《宝月帖》 《啜茶帖》 《治平帖》
主要诗词作品表
1.前赤壁赋 [苏轼] 4.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苏轼] 5. [苏轼] 6.海棠 [苏轼]
7.和子由渑池怀旧 [苏轼] 8.和子由踏青 [苏轼] 9.花影 [苏轼]
10.惠崇《春江晚景》 [苏轼] 11.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苏轼] 12.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苏轼]
13.三月二十九日 [苏轼] 14.上元侍宴 [苏轼] 15.石苍舒醉墨堂 [苏轼]
16.书李世南所画秋景 [苏轼] 17.题金山寺 [苏轼] 18.题西林壁 [苏轼]
19.望海楼晚景 [苏轼] 20.雪后北台书壁 [苏轼] 21.饮湖上初晴后雨 [苏轼]
22.有美堂暴雨 [苏轼] 23.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苏轼] 24.赠刘景文 [苏轼]
25.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予于女王城东禅庄院 [苏轼] 26.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 [苏轼] 27.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苏轼]
28.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苏轼] 29.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苏轼] 30.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遇) [苏轼]
31.蝶恋花(密州上元) [苏轼] 32.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苏轼] 33.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苏轼]
34.洞仙歌(冰肌玉骨) [苏轼] 35.洞仙歌(江南腊尽) [苏轼] 36.贺新郎(乳燕飞华屋) [苏轼]
37.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 [苏轼] 38.浣溪沙(画隼横江喜再游) [苏轼] 39.浣溪沙(山色横侵蘸晕霞) [苏轼]
40.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苏轼] 41.浣溪沙(送梅庭老赴上党学官) [苏轼] 42.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 [苏轼]
43.浣溪沙(寓意) [苏轼] 44.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 [苏轼] 45.减字木兰花(春月) [苏轼]
46.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 [苏轼] 47.江城子(翠娥羞黛怯人看) [苏轼] 48.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 [苏轼]
49.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 [苏轼] 50.江城子(天涯流落思无穷) [苏轼] 51.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苏轼]
52.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苏轼] 53.满江红(江汉西来) [苏轼] 54.满江红(清颍东流) [苏轼]
55.满庭芳(三十三年) [苏轼] 56.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苏轼] 57.南歌子(雨暗初疑夜) [苏轼]
58.南乡子(寒雀满疏篱) [苏轼] 59.南乡子(凉簟碧纱厨) [苏轼] 60.南乡子(霜降水痕收) [苏轼]
61.南乡子(送述古) [苏轼] 62.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 63.沁园春(孤馆灯青) [苏轼]
64.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 [苏轼] 65.阮郎归(初夏) [苏轼] 66.少年游(去年相送) [苏轼]
67.哨遍(为米折腰) [苏轼] 68.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 [苏轼] 69.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苏轼]
70.记承天寺夜游 [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 好美食， 创造许多饮***品，好品茗， 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苏轼画像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
苏轼画像
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苏东坡夜游承天寺
绍圣四年（10***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16]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主要成就编辑
文学成就
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苏轼小像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苏轼小像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东坡图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艺术成就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24]
《黄州寒食诗帖跋 黄州寒食诗帖》
主要作品编辑
古文
《荀卿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东坡志林》、《随记集》、《刑赏忠厚之至论》、《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重巽以申命论》、《进策》、《天石砚铭（并序）》、《策别课百官》六篇、《策别安万民》六篇、《策别厚货财》二篇、《策别训兵旅》三篇、《策断》四篇、《黠鼠赋》、《记游定惠院》（一作《记游定慧院》
诗歌
《赤壁赋》《后赤壁赋》《东栏梨花》《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海棠》《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踏青》《花影》《惠崇春江晚景》《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上元侍宴》《石苍舒醉墨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游金山寺》《题西林壁》《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赠刘景文》《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
《少年游·去年相送》《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南乡子·送述古》《永遇乐·长忆别时》《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蝶恋花·密州上元》《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望江南·春未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洞仙歌·江南腊尽》《阳关曲·中秋作》《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永遇乐·明月如霜》《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浣溪沙·醉梦昏昏晓未苏》《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哨遍·为米折腰》《洞仙歌·冰肌玉骨》《念奴娇·赤壁怀古》《南乡子·霜降水痕收》《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满庭芳·三十三年》《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行香子·过七里滩》《点绛唇·不用悲秋》《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念奴娇·中秋》《水龙吟·雁》《醉翁操·琅然》[27]
书法作品
苏轼部分书法作品 (21张)
《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赤壁赋》《江上帖》《黄州寒食诗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令子帖》《东武帖》《北游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
江城子 密州出猎
赏析
这首词是苏轼豪放词中较早之作，作于熙宁八年（1075）冬，当时苏轼知密州。据《东坡纪年录》：“乙卯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苏轼有《祭常山回小猎》诗云：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其描写出猎的壮观场面及卒章所显之志，与这首《江城子》类似。
苏轼在此词写就后数日给他的朋友鲜于子骏的信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上阕着力描写出猎的阵势，豪兴勃发，气势恢宏。“狂”字是核心，虽是聊发，却缘自真实。苏轼外任或谪居时期常常以“疏狂”、“狂”、“老狂”自况。如《十拍子》：“强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
他写这首词时节三十八岁，却自称"老夫"，此中意味，需要特别体会。
“为报”句写出太守与人民的亲切关系和颇为自负的豪情。
下阕抒写为国效力的愿望。从熙宁三年到七年，辽和西夏数次南侵，北宋***割地赔银，丧权辱国，令许多尚气节之士义愤难平。故苏轼借出猎的豪兴，将深隐心中的夙愿和盘托出，其"狂"字下面潜涵的赤诚令人肃然起敬。
词中一连串表现动态的词如发、牵、擎、卷、射、挽、望等，也十分生动形象。
2.
[赏析]
在作者生活的年代，宋朝的主要边患是辽和西夏，虽订立过屈辱的和约,可是军事上的威胁还是很严重的。这首词前段写打猎的场面有声有色。后段从打猎引申到“天狼”，表现出作者抗击敌人的壮志和决心。全篇的气概都很豪迈，大有“横槊赋诗”的气概，把词中历来香艳的吴侬软语，变成可报国立功的黄钟之音，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提高了词的意境。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冬。苏轼词风于密州时期正式形成，这首词即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此词一反“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拓宽了词的境界，树起了词风词格的别一旗帜。
苏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历来勤政爱民，每至一处，都颇有政绩，为百姓所拥戴。密州时期，他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和失意的，郁积既久，喷发愈烈，遇事而作，如挟海上风涛之气。这首词起句陡兀，用一“狂”字笼罩全篇，藉以抒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苏轼时年四十，正值盛年，不应言老，却自称“老夫” ，又言“聊发”，与“少年”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形象地***出、流露出内心郁积的情绪。他左手牵黄狗，右手擎猎鹰，头戴锦绣的帽子，身披貂皮的外衣，一身猎装，气宇轩昂，何等威武。“千骑卷平冈”，一“卷”字，突现出太守率领的队伍，势如磅礴倾涛，何等雄壮。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爱戴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太守倍受鼓舞，气冲斗牛，为了报答百姓随行出猎的厚意，决心亲自射杀老虎，让大家看看孙权当年搏虎的雄姿。上阕写出猎的壮阔场面，表现出作者壮志踌躇的英雄气概。
下阕承前进一步写“老夫”的“狂”态。出猎之际，痛痛快快喝了一顿酒，意兴正浓，胆气更壮，尽管“老夫”老矣，鬓发斑白，又有什么关系！以“老”衬“狂”，更表现出作者壮心未已的英雄本色。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国力不振，国势羸弱，时常受到辽国和西夏的侵扰。苏轼由出猎联想到国事，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处境，不禁以西汉魏尚自况，希望朝廷能派遣冯唐一样的使臣，前来召自己回朝，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即喻指辽和西夏。作者以形象的描画，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展抱负，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下阕借出猎表达了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
这首词感情纵横奔放，令人“觉天风海雨逼人”。词中表现了作者的胸襟见识，情感兴趣，希望理想，一波三折，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充满阳刚之美，成为历史弥珍的名篇。
宋词中的婉约、豪放问题，是一个关乎到如何认识宋词的整体成就、发展规律及词人在词史上地位的问题。不管你是否同意这种两分法，这都是词学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报刊发表的文章有十几篇，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但是，不管是赞成这种两分法（或理解为两种基本风格，或理解为两种流派，或理解为阳刚与阴柔两种美学范型），还是否定这种两会法（或认为婉约、豪放只是多种流派的两种，或认为二者只是多种风格的两种），都对以下两个问题注意不够。一是用婉约、豪放的明确概念来论词，尽管源于明人张yán＠①，但对词中这两种创作倾向的认识则是从宋代就开始了的。二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前人在论述这一问题时的出发点，即词中婉约、豪放问题的提出是与诗词的体性之辨相联系的。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因而我们把它放在一起论述。
一
最早意识到宋词中有两种不同创作倾向的是欧阳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云：“范文正公（仲淹）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而这种被欧阳修讥讽的“穷塞主之词”，正与欧阳修写的诗若合符契。《隐居诗话》云：“晏元献殊作枢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欧阳学士修、陆学士经。元献喜曰：‘雪中诗人见过，不可不饮也’。因置酒共赏，即席赋诗。”是时西师未解，欧阳修句有“主人与国共体戚，不惟喜乐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此诗因“颇述边镇之劳苦”，而惹得“元献怏然不悦”。被人称为“开宋代豪放词先声”的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被欧阳修讥为非“本色”的“穷塞主之词”，有趣的是，欧阳修却冒着权贵不喜的风险用诗写“边镇之劳苦”。在欧阳修看来，诗词有别，“分工”明确，范仲淹的“穷塞主之词”，若是言志之诗，自是当行本色，若填入小词，则不免旁门左道了。到了苏轼，有意创立一种新词风，以与传统词风相对抗，使词中的两种创作倾向更为明显。这一现象立即引起了词学界的注意。王直方云：“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词，先生词似诗’”。〔（1）〕苏轼的另一个***陈师道也说：“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2）〕十分明确地指出苏轼所代表的创作倾向就是词的“诗化”，他所创作的“豪放”词就是与“本色”词相对的“诗化”词。其后的李清照也批评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3）〕而从肯定苏轼的创作倾向的一些议论来看，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胡寅云：“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4）〕王灼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分异耳。”〔（5）〕二人都指出苏轼的新词风与《花间集》、柳永词为代表的传统词风迥别，而苏轼的“乐府（词）”却与诗“岂当分异”？尽管王灼不同意别人视苏轼词为“长短句中诗也”，而他自己却恰恰视苏轼词为“长短句中诗也”。我们再看宋人对“豪放”词风的另一代表辛弃疾的议论。范开《稼轩集序》说，辛弃疾是“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这种把词当作“陶写”“经济之怀”的工具的创作主张，与“诗言志”的传统一脉相承。而潘fāng＠②说得更为明确：“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6）〕从宋人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他们把范仲淹肇其端、苏东坡开其风、辛弃疾集其成的词的创作倾向，看作一种与传统词风相对的词的“诗化”倾向，他们所创作的词自然就是有别于“本色”词的“诗化”词了。
明人张yán＠①首先明确地用婉约、豪放的概念来概括词中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他在《诗余图谱》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徐师曾就张延的看法进一步发挥说：“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否则，虽极精工，终乖本色，非有识之所取也”。〔（7）〕词重抒情，尤其是重在表现超出“礼义”规范的情感，不同于“言志”之诗。因“婉约”词“旖旎近情”，符合“词贵感人”的特质，故“当以婉约为正”。而“豪放”词趋向于诗的“言志”传统，较少抒发超出“礼义”规范的个人情感，故“虽极精工，终乖本色”。而王世贞的看法则更为明确。他说：“词须婉转绵丽，浅至儇俏，于闺詹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8）〕那种“婉转绵丽、浅至儇俏”的婉约词，以抒发违背“大雅”的情感、追求审美***为己任，而不同于文学史上的任何一种文学。而“慷慨磊落、纵横豪爽”的豪放词，以词体的形式，表达了诗的内涵，故王世贞称之为“儒冠而胡服”。元明清三代肯定苏轼词风的人，也总是把苏轼词与“***”、“六义”相联系，把它与诗相提并论。元代叶曾为《东坡乐府》写的序中就说：“公之长短句，古《三百》篇之遗旨也……东坡先生以文名于世，吟咏之余，乐章数百篇，乐而不*，哀而不伤，真得六义之体。”清人陈廷焯几乎说了同样的话：“东坡不可及处，全是去国流离之思，却又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所以为高。”〔（9）〕就连苏轼自己也公开承认自己的词是“古人长短句诗也”。他在《与蔡景繁》中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而辛弃疾更是“果何意于歌词哉”，而把词当作“陶写之具”，以抒发满腔忠愤。因而，我们把苏辛为代表的创作倾向，称之为词的“诗化”，把“豪放”词视为“诗化”词，恐怕不是厚诬古人吧。
二
宋词中之所以会形成婉约与豪放两种创作倾向，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首先，这两种创作倾向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婉约词风的定型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繁盛走向衰落的晚唐五代。当时政治黑暗，战乱频仍，时运衰颓，朝不保夕。这使文人们“致君尧舜”、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失去了实现的外部条件，他们由追求社会政治价值转而追求自我价值，追求内在情感的满足和审美***。晚唐诗人李商隐就公开批评“周公孔子之道”，他说：“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所以“夫所谓‘道’者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10）〕在他看来，人皆有“道”，而非周孔所能垄断。进而提出文学的功能在于独抒“性灵”，张扬人性：“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11）〕那种外在的“政教人伦、修齐治平”，在他们看来，远不如痴男怨女们的缠绵悱恻，歌宴舞席上的声色之娱更令人销魂荡魄。文学回归到人本身，被压抑了几千年的人的“七情”成为文学的真正主题。畸形繁荣的城市经济（成都、金陵等），为这种艺术趣味提供了物质基础。商业经济繁荣，文化生活丰富，到处是绮罗香风，歌宴舞席，正需要融音乐性、抒情性、愉悦性为一体的词这种文艺形式。西蜀、南唐的词人们把偏于抒发个人情感的词纳入征歌选舞的轨道，成为酒宴上让歌女们歌唱的“应歌之具”。唱词又独重女音，其内容偏重于男女之情，表达上婉转缠绵、隐约凄迷，这就形成了词的基本风貌。后人把词的这种基本风貌归入“婉约”的范畴，视为词的“本色”。到了宋代，一是政治、军事不能恢复唐代的旧观，二是城市经济的继续繁荣，这就使宋代成为一个表面上具有“升平气象”，而本质上却软弱保守的社会，这从宋与辽、西夏、金、元的关系上就可以得到说明。时代精神由唐代的开拓进取变而为退缩和保守。士大夫们虽然口头上还在标榜“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但实际上却沉浸在听歌观舞的歌酒风流上。北宋名相寇准“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12）〕太平宰相晏殊过的也是“一曲新词酒一杯”的生活。北宋一百六十余年当中，无论黄阁钜公，或者乌衣华胄，大都寄情声色，歌舞作乐。南宋虽然偏安江南，但仍是“满城钱痴买娉婷，风卷画楼丝竹声”。〔（13）〕这就是宋代婉约词大盛的社会根源。
但是，由于城市经济发展不够充分，市民阶层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尽管当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14）〕（即民间词）但从词家的整体看，绝大多还是属于士大夫阶层。当社会矛盾激化、危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时，便想到了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责任，而不满意于婉约词的“*哇之声”（王灼语），力求“以诗为词”，使词和诗一样成为补察时政、言志述怀的工具。所谓“豪放”词，就是这种“诗化”词。从词史的发展看，豪放词的兴起和繁荣都与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关。当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激化、竞争日烈的时候，苏轼首先贬斥柳永的浮艳之词，摈弃“柳七郎风味”，追踪“诗人之雄”而“自是一家”。苏词淡化了柳词的市民情调，主要表达士君子之“志”。很显然，苏轼所开创的“指出向上一路”的“豪放”词风，就是要打通词与诗的界限，就是“以诗为词”。豪放词的繁荣是在南宋前期，当时更是民族矛盾空前惨烈的时期。亡国灭种的时代灾难，唤起了词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词要“复雅”，要关乎世运之盛衰，表现“经济之怀”，贬斥婉约词的“*艳”，力求使词上法***，下祖苏轼，成为词人们的普遍观念。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词的“诗化”成为历史的必然。爱国和忧国之音成为词坛的主旋律，促成了豪放词的繁荣。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向子湮和张元干。他们横跨南北宋两个时代。张元干在表面承平的北宋末写的词，词风清丽婉转，上承秦观、周邦彦的余绪。南宋初一变而为慷慨悲凉，抑塞不平，下开辛弃疾爱国词派之先声。时代的剧变，使其词由“本色”词而转变为“诗化”词。向子湮也是如此，他的《酒边词》共一百七十余首，就以“靖康之难”为界分为“江南新词”与“江北旧词”，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
历史转折时期，词人们人生价值观念的矛盾，是形成词中婉约与豪放两种创作倾向的另一原因。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注重社会政治***的人生价值观对知识分子影响颇大。正统文人的一切活动都与社会政治有关。日人村上哲见先生说：“中国的理想人物的特色在于人文的教养主义同经世济民思想紧密结合，浑然一体，这就是所谓士君子的理念，以此为目标的人就叫读书人、叫士大夫。而写诗作文是形成士君子理念的教养最基本的必要条件之一”。〔（15）〕因而诗歌必然会受到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濡染，从而使其成为表现士大夫人生价值观念的文学形式。文要“载道”，诗要“言志”，是正统文人牢不可破的文学观念。晚唐五代的社会大，使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转变，由追求社会政治价值，转而追求个体价值－－个性的张扬，内在情感的满足，声色之娱的渴求等。这种价值观念不适宜由诗这种打上正统士大夫烙印的文学样式来表述，而由“雅人修士相戒不为”的词这种新兴文学样式来表达。故“唐自大中以来，诗家日趋浅薄，……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16）〕，到了宋代，一方面结束了五代纷争，为知识分子从政提供了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追求社会政治价值成为宋代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宋代最高统治集团因循保守，缺乏进取精神，热衷歌舞升平，加之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意识的出现，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观产生影响，追求个性自由，追求真情，追求声色之娱也成为一时风尚。这就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可以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如一代儒宗和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其诗文中表现的是一幅庄重严肃的儒家面孔，其词中则流露出风流浪子的情调，以至于“为尊者讳”的黄升不得不曲为辩护，说欧阳修的“艳曲”是“小人”伪作，“谬为公词”。蔡绦甚至坐实说这些“艳曲”是被欧阳修黜落的落第举子刘辉“伪作”。可见他的诗词中表现的人生价值观念是如何的矛盾。但这种矛盾现象更多地还是体现在正统士大夫和非正统士大夫之间。除了偶尔作词的名公巨卿外，婉约词的代表作家几乎无一不是非正统士大夫。诸如柳永、晏几道、秦观、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人，他们的人生遭遇和歌辞创作尽管千差万别，但对社会政治价值的淡漠，对个性、真情、声色之美的追求，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这对于正统士大夫的人生道路和道德规范来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叛逆色彩。他们的婉约词正是这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念的体现。豪放词的代表词人与此恰恰相反，他们大都表现出正统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体现出对社会政治价值的热烈追求，他们的词也成为这种人生价值观的外化。范仲淹、王安石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苏轼“奋励有当世志”，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等人“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充满着追求事功的***。他们的豪放词创作，就是要用“诗教”精神改造词体，黜浮艳、崇雅正，使词纳入“载道”、“言志”的传统，与诗异曲而同工。苏轼以“比诗人之雄”的“诗化”词，来取代柳七郎的情词艳曲，辛弃疾“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就是这种创作倾向的最好体现。很显然，豪放词的艺术精神向诗回归，而与“本色”词迥异。
宋代词人对音律的不同态度，也是形成词中婉约与豪放两种创作倾向的重要原因。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兴盛而起的音乐文学，它是配合“燕乐”曲调的歌词，词的特质很大程度上受“燕乐”情调的影响。刘尧民甚至说：“词的长短句子的工具，自然是音乐给与他（它）的。……词的‘婉约’的抒情调子，这一点灵感，都是‘燕乐’的染色，燕乐的灵感。”〔（17）〕因而，“倚声填词”、恪守音律成为本色词人共同的词学主张和创作原则。柳永的创作，因实现了歌词与民间燕乐杂曲的完美结合，而“一时动听，传播四方”，赢得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18）〕的盛誉，形成了北宋歌坛的“柳永热”。秦观词因“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而被推尊为婉维词的正宗。周邦彦妙解音律，以“顾曲”名堂，既善于创调，又工于诗律。所作词既为“贵人学士、市儇”所喜爱，又被后世“倚声填词”者奉为圭臬。李清照、姜夔、张炎等都因知音守律，被称为“本色”、“当行”之词家。而豪放词的作者在对待词与音乐的关系上，不主张歌词依附音乐，以歌词为主体，试图摆脱“燕乐”情调对歌词的影响，使歌词创作向“诗言志”的传统回归。严诗词之辨的婉约词人特别强调音律，而对豪放词人的不守音律颇多微辞，原因盖在于此。
三
如何评价婉约、豪放这两种创作倾向及其词人词作，《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值得我们参考。如《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东坡词提要）：“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为什么词应以婉约为“正宗”呢？《总目》对此也进行了深刻地分析。《乐章集提要》说：“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放翁词提要》说：“杨慎（词品）则谓其‘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平心而论，游之本意，盖欲驿骑于二家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要之，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这些论述正确地指出了词以抒发个人情感、风格“清切婉丽”、追求“使人易入”的审美***为其本体特征。而婉约词正体现了词的这一本体特征，故应以“清切婉丽”的婉约词为“正宗”、“本色”。豪放词多为“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本色词人）之冶荡有殊”，是一种“诗化”词，这是对“本色”词的革新与变异。虽然其价值不能低估，“谓之不工则不可”，“异军独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20）〕但“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可以说，《总目》对婉约、豪放这两种创作倾向的评价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文海苍茫，浑浩流转。在中国三千余年的文化历程中，“词”这种文学形式的诞生，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词最早流行于隋唐时期的民间。但是，从隋唐五代直到北宋中叶，词的内容一直被局限于风花雪月、离愁别绪的范围。词人填词被看成是“谑浪游戏”的“诗余薄枝”，“词为艳科“差不多是一种无形的戒律，词风溢香软媚，充满脂香粉气。直到苏轼词的出现，才使词坛面貌为之一新，南宋词论家胡寅指出：“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金人元好问指出：“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人。北宋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和称为“三苏”。苏轼幼年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学习又刻苦，青年时期就显露出他超群的才华。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朝廷招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连称“快哉！快哉！”并预言：“更三十年，无人道我也。”果然，苏轼不负厚望，终成一代文坛盟主。
苏轼的一生仕途偃蹇，命运多舛，屡受群小的猜疑忌恨和排挤。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理想的追求，没有失却对生活的汩汩热忱。一路激流勇进，卓然傲立。人生的磨难和宦海的沉浮反而使他成为集诗、词、文、赋、书、画样样精通的全才。南宋王灼认为苏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自振。” 而苏轼在词坛上，的确有着他特殊的地位。是他将北宋诗***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依赖传统的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打破诗与词的畛域，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形成了它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多样化词风。
一、 天风海雨，气势恢宏，豪雄纵放。
提到苏轼的词，绝大部分人会用豪放、大气等词语来概括他的词风，读者也常常会被他那豁达的气魄所感染。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苏轼的作品中有一大部分饱含着豪雄纵放的精神，他常将个人的情感融入词中，在写人、咏景、状物中，以奔放豪迈的形象和飞动峥嵘的气势来展现超平现实的纯美。其语言奔放不羁，音调铿锵有力，笔墨酣畅淋漓。南宋刘辰翁称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例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是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时写的。通过***盛况的生动描写，抒发作者的爱国赤诚和欲到边关立功的雄心壮志。上片写***，下片抒壮志，场面壮观，气氛热烈，格调高亢，笔力健劲，将传统婉约词的儿女情，换成了同仇敌忾的英雄气。读时如身临其境，备受感染。
再看他堪称古今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5
此词为苏轼谪居黄州（近湖北黄冈）时所作。时年47岁的苏轼游览长江赤壁矶，面对浩瀚的长江流水发思古之幽情，缅怀英雄豪杰，借以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报国无门的苦衷。上片写景，下片写周瑜的业绩和抒发自己的感慨，以精彩的传神笔墨，捕捉细节描写，表现周瑜英雄潇洒的风度，塑造一个指挥若定、从容沉着具有雄才大略的儒将英雄形象。这样的形象在文人词里出现还是首创。词中不仅把写景、抒情、议论溶为一炉，而且把幻想和现实，过去和现在自然地结合在一体。其内容之丰富，意境之高远，气势之恢宏，在词坛上也是空前。清代徐釚称这首词道：“自有横槊气概，故是英雄本色。”
曾有“幕下士”将苏词与柳词（柳永的词）比较：“柳中郎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7可见，“豪苏腻柳”差别之大，人所共知。如果说在婉约词时代，作品单纯地呈现“阴柔美”的话，那么，自苏轼创立豪放派，引导美学上的阳刚向上一路，这就在词的领域里开始“阳刚美”与“阴柔美”双峰并峙局面了。
历来有“词至苏轼，其体始尊”之说。所谓“体”，即词的体裁、形式，所谓“尊”，即形象地位的尊贵、尊严、高大。苏轼之前，词创作是按谱填词，或倚声填词。词也就成为在声韵、句式、对仗、结构等方面都有着严格规范的音乐文学。词家构思创作，都严格地遵循着这一艺术要求。苏轼创作，打破了这一僵化的形式的束缚，在当时着这是一场历史性革命。倡导词“别是一家”之说的李清照就批评他的词是“句读不茸之诗”。不协音律，其实，这正是苏轼词的独特之处。而晁无咎（即晁补之）却独具慧眼，称：“东坡居士词，人多谓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8一语中的，苏轼天性豪放，不拘行迹，不喜剪裁音律，是其思想本性。他自己曾说自己的文章：“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9词也是一样，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与表白，因此清人总结道：“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婉绮丽为宗，至柳永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10南宋词人陆放翁也评曰：“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 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二、 行云流水，清旷放达，超尘拔俗。
营造旷达超俗的意境是苏词的又一风格。苏轼在这类旷达词中通过清空疏旷的艺术格调，凸显自己超尘拔俗、通脱不羁、达观开朗、高洁独立的品性。所谓清空疏旷，即***用清幽旷远、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创作法则，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制造超逸空灵的意境，以达成含蓄蕴藉、意在言外、余韵无穷的效果。前人评苏轼，赞其“无一点尘俗气”“具有神仙出世之姿”都是围绕苏词清空疏旷的美学原则来论断的。
苏词在创造空灵悠远的境界时，在词中多用比喻、象征、拟人、烘托等抒情手法。渲染出旷放之境。在苏轼看来，词不仅是情感的载体，而且也是人生哲理的宣言。这种表现功能的转变也就必然引起表现手法的变更。即在保持传统手法的同时，增加词叙述论文的成分，将抒情与说理统一于一体。情是词的基础，理是词的美的升华，二者互为表里。
我们可以通过示例来体会一下。如《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当时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因为与朝内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和，自求外放至此处，政治上甚是失意。并且与在齐州（今山东济南）任掌书记的胞弟苏辙分别已有七年不得相聚。中秋之夜，对月抒怀，故有是作。词上片由中秋赏月起兴，引出“天上宫阙”、“琼楼玉宇”、“乘风归去”的奇思遐想；但又恐“高处不胜寒”，还不如就在人间“起舞弄清影”。想出世却又无法超然出世，表现他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下片对月怀人。词人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月的圆缺与人的离合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由望月转到怨月，进而又替月开解，最后从宇宙人生本不完美的认识之中获得解脱，以共赏明月作为心灵的慰藉。全词构思奇丽，笔调洒脱，情理兼胜，千百年传诵不衰。胡仔称曰：“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而苏轼的另一首《定风波》则又别具旷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雨道中不狼狈而窜，斜照相迎也是预料中事。通过对生活小事的描绘，表达出诗人不计得失、一切听任自然的超旷哲学。这是一种类似于禅宗之“悟”的思想境界，说明苏轼在抵御外界困扰时，常常是通过调整内心、升华自我来实现的。苏轼对放达、超尘拔俗的美学境界的追求和对旷达人生的陶醉和热爱，于此可见一斑。
三、推陈出新、神韵悠远、情真意切。
苏轼的词作一共约有三百四十多首（见朱孝藏编校《东坡乐府》），其中除了豪放、旷达之作外，还有一大部分婉约词，同样是神韵悠远，读来令人回肠荡气。但同是婉约词，苏词却有所不同。
首先，内容新颖是苏词的一个主要特点之一。苏轼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的独特性，决定了他必然要在传统婉约词的基础上给词注入新的活力。传统婉约词是以言儿女之情为主，其作用是为了遣兴。苏轼却一反常调，“以词为诗”，打破诗词畛域，凡能入诗者皆能入词，将诗歌所表现的内容移之于词，使词不仅可以言情，而且可以明志。社会人生，自然风物都可表现出来。苏轼之前，一般文人词的淡淡忧伤，皆是承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悲愁念忧的情结，很多都是无病***之作，并没有或者少有坎坷人生的肺腑之言。苏轼则不同，他在词中融入了个人高旷的胸襟，浑厚的思想经历，使词更贴近了生活与时代的脉搏。
例如他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一首悼亡词。苏轼以平易质朴的语言，写对离逝了十年的亡妻的哀思，感情极为真挚。上片写作者对妻子王弗的思念，生死之隔，千里之遥，有无限凄凉却无处倾诉，“纵使相逢”，也由于自己“尘满面，鬓如霜”，而不能相识了。既写出了千里孤坟的凄凉，也写出了生者人世的辛酸。下片记梦中还乡，王弗还像往昔一样正在“小轩窗”前梳妆，二人“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此情此景，哀惋欲绝，读之催人泪下。词的结尾设想王弗在黄泉之下对自己的怀念，感情深切地表现了心中的悲恸。全词虚实相映，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前人未所能及。
再看他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苏东坡贬谪黄州时，其好友章质夫曾写《水龙吟》一首咏杨花，苏轼便也和了一首寄给了他，即是本词。词中苏轼借咏杨花，书写思妇幽怨缠绵的情思，委婉悱恻，人花互映，亦花亦人，情为景生，景缘情造，极富感染力。末尾一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干净利落，余味无穷。王国维曾以此词对比章质夫的《水龙吟》称：“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16足见苏轼婉约词之新奇独特之处。
此外，同是婉约词，苏轼追求另一种清新优雅的审美情趣，体现出一种如诗如画的艺术美感。如“清丽舒徐，高出人表”○17的《洞仙歌》（冰肌玉骨）；如高雅典重的《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等等。还有一些描绘农家田园蓬勃生机的如《浣溪沙》（簌簌衣襟落枣花），写寂寞孤鸿渲染幽凉意境的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等。苏轼沿着传统婉约词的创作发展变化，推陈出新，这是对题材艺术美的改造。
综上来看，我们不能只单方面地以豪放或者疏旷来概括苏词的总体风格，因为苏轼在豪放与婉约这两方面的词作，都高于唐宋以来的历件作品。因此确切来说，只能用风格多样化来概括苏轼词的主导风格。
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作家。他词的创作，使词的发展史出现了最高峰。其文学成就引起当时和后世学者的普遍重视。后世许多著名文人都深受其影响，如南宋的陆游、辛弃疾，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陈维崧、查慎行等，都是明显受到苏轼影响的作家。
江城子 密州出猎 1075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译文
让老夫也暂且抒发一回少年狂，左手牵扯着黄犬，右臂托着苍鹰。头上戴着锦缎做的帽子，身上穿着貂皮做的大衣，带领千余膘马席卷过小山冈，威武雄壮。为了酬报太守，人们倾城出动，紧随身后。我要亲自搭弓射虎，看！咱多像当年的孙权，英姿勃发，意气豪放。
酒意正浓时，胸怀更开阔，胆气更豪壮。两鬓已生出白发，这又算得了什么！遥想当年，冯唐手持文帝的符节去解救战将魏尚，使其免罪复职，什么时候朝廷能派遣冯唐式的义士来为我***，让我像魏尚一样受到重用，戍边卫国呢？我也能拉开雕弓圆如满月，随时警惕地注视着西北方，勇敢地将利箭射向入侵之敌。
赏析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冬。苏轼词风于密州时期正式形成，这首词即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此词一反“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拓宽了词的境界，树起了词风词格的别一旗帜。
苏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历来勤政爱民，每至一处，都颇有政绩，为百姓所拥戴。密州时期，他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和失意的，郁积既久，喷发愈烈，遇事而作，如挟海上风涛之气。这首词起句陡兀，用一“狂”字笼罩全篇，藉以抒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苏轼时年四十，正值盛年，不应言老，却自称“老夫” ，又言“聊发”，与“少年”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形象地***出、流露出内心郁积的情绪。他左手牵黄狗，右手擎猎鹰，头戴锦绣的帽子，身披貂皮的外衣，一身猎装，气宇轩昂，何等威武。“千骑卷平冈”，一“卷”字，突现出太守率领的队伍，势如磅礴倾涛，何等雄壮。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爱戴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太守倍受鼓舞，气冲斗牛，为了报答百姓随行出猎的厚意，决心亲自射杀老虎，让大家看看孙权当年搏虎的雄姿。上阕写出猎的壮阔场面，表现出作者壮志踌躇的英雄气概。
下阕承前进一步写“老夫”的“狂”态。出猎之际，痛痛快快喝了一顿酒，意兴正浓，胆气更壮，尽管“老夫”老矣，鬓发斑白，又有什么关系！以“老”衬“狂”，更表现出作者壮心未已的英雄本色。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国力不振，国势羸弱，时常受到辽国和西夏的侵扰。苏轼由出猎联想到国事，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处境，不禁以西汉魏尚自况，希望朝廷能派遣冯唐一样的使臣，前来召自己回朝，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即喻指辽和西夏。作者以形象的描画，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展抱负，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下阕借出猎表达了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
这首词感情纵横奔放，令人“觉天风海雨逼人”。词中表现了作者的胸襟见识，情感兴趣，希望理想，一波三折，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充满阳刚之美，成为历史弥珍的名篇。
江城子 已卯正月二十二日记梦 1075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
明月夜，短松冈。
赏析
这是苏轼为悼念原配妻子王弗而写的一首悼亡词。表现了绵绵不尽的哀伤和思念。
上片写诗人对亡妻的深沉的思念，是写实。下片记述梦境，抒写了诗人对亡妻执着不舍
的深情。全词情意缠绵，字字血泪。既写了王弗，又写了诗人自己。词中***用白描手法，
出语如话家常，却字字从肺腑镂出，自然而又深刻，平淡中寄寓着真淳。这首词思致委
婉，境界层出，情调凄凉哀婉，为脍炙人口的名作。
念奴娇 赤壁怀古 108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liǎo)，雄姿英发，羽扇纶（guān）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huā)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lèi)江月。
赏析
如果把破除传统作为"伟大"的一项基本素质的话，苏轼之于伟大是当之无愧的。与《花间》词中"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的幽约词境相比，苏轼词的逸怀浩气、举首高歌，无疑是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世界。他的那些"似诗"的小词、"句读不葺之诗"，尽管在当世备受争议，但如此高远的气象、如此开阔的境界、如此旷达的风格，毕竟是此前罕以见到的。即此我们也可估量到苏轼这一类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首《念奴娇》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时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两年余。黄州城外的赤壁（鼻）矶风景优美，是文人清赏之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载东坡语：
黄州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败归，由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若使纵火，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来，因以小舟载酒，饮于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苏轼这里所描述的风起水涌景象和对曹操、周瑜赤壁之战的联想，在这首《念奴娇》词和《赤壁赋》中都有鲜明生动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于黄州之赤壁是否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故地是颇存疑虑的。
此词怀古抒情，写自己消磨壮心殆尽，转而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上阕以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起笔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浩荡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
千古风流人物既被大浪淘尽，则一己之微岂不可悲？然而苏轼却另有心得：既然千古风流人物也难免如此，那么一己之荣辱穷达复何足悲叹！人类既如此殊途而同归，则汲汲于一时功名，不免过于迂腐了。接下两句切入怀古主题，专说三国赤壁之事。"人道是"三字下得极有分寸。赤壁之战的故地，争议很大。一说在今湖北蒲圻县境内，已改为赤壁市。但今湖北省内有四处地名同称赤壁者，另三处在黄冈、武昌、汉阳附近。苏轼所游是黄冈赤壁，他似乎也不敢肯定，所以用"人道是"三字引出以下议论。
"乱石"以下五句是写江水腾涌的壮观景象。其中"穿"、"拍"、"卷"等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江山如画"是写景的总括之句。"一时多少豪杰"则又由景物过渡到人事。
苏轼重点要写的是"三国周郎"，故下阕便全从周郎引发。换头五句写赤壁战争。与周瑜的谈笑论战相似，作者描写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也是举重若轻，闲笔纷出。从起句的"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遥想公瑾当年"，视线不断收束，最后聚焦定格在周瑜身上。然而写周瑜却不写其大智大勇，只写其儒雅风流的气度。
不留意的人容易把"羽扇纶巾"看作是诸葛亮的代称，因为诸葛亮的装束素以羽扇纶巾著名。但在三国之时，这是儒将通常的装束。宋人也多以"羽扇"代指周瑜，如戴复古《赤壁》诗云："千载周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
苏轼在这里极言周瑜之儒雅淡定，但感情是复杂的。"故国"两句便由周郎转到自己。周瑜破曹之时年方三十四岁，而苏轼写作此词时年已四十七岁。孔子曾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苏轼从周瑜的年轻有为，联想到自己坎坷不遇，故有"多情应笑我"之句，语似轻淡，意却沉郁。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不是一介悲悲戚戚的寒儒，而是参破世间宠辱的智者。所以他在察觉到自己的悲哀后，不是像南唐李煜那样的沉溺苦海，自伤心志，而是把周瑜和自己都放在整个江山历史之中进行观照。在苏轼看来，当年潇洒从容、声名盖世的周瑜现今又如何呢?不是也被大浪淘尽了吗。这样一比，苏轼便从悲哀中超脱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所以苏轼在与周瑜作了一番比较后，虽然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功业无法与周瑜媲美，但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普遍命运，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了这样深沉的思索，遂引出结句"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正如他在《西江月》词中所说的那样："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壮歌。既然人间世事恍如一梦，何妨将樽酒洒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玩味无限，让精神获得自由。其同期所作的《赤壁赋》于此说得更为清晰明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也。"这种超然远想的文字，宛然是《庄子?齐物论》思想的翻版。但庄子以此回避现实，苏轼则以此超越现实。
黄州数年是苏轼思想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是他不断走向成熟和睿智的时期，他以此保全自己的岸然人格，也以此养护自己淳至的精神。这首《念奴娇》词及其作于同一时期的数篇诗文，都为我们透示了其中的端倪。
此词自问世后，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誉之者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其"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贬之者如俞文豹《吹剑续录》所云："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幕士的言论表面上是从演唱风格上区分了柳、苏二家词风的不同，但暗含有对苏词悖离传统词风的揶揄。清代更有人认为此词"平仄句调都不合格"(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朱彝尊《词综》并详加辩证，亦可谓吹毛求疵者。
《念奴娇》是苏轼贬官黄州后的作品。苏轼21岁中进士，3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着书房生活，仕途坎坷，随着北宋政治风浪，几上几下。43岁（元丰二年）时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闲职，他在旧城营地辟畦耕种，游历访古，政治上失意，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但由于他豁达的胸怀，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此词为其代表。
《念奴娇》词分上下两阕。上阕咏赤壁，下阕怀周瑜，并怀古伤己，以自身感慨作结。 作者吊古伤怀，想古代豪杰，借古传颂之英雄业绩，思自己历遭之挫折。不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词作抒发了他内心忧愤的情怀。
上阕咏赤壁，着重写景，为描写人物作烘托。前三句不仅写出了大江的气势，而且把千古英雄人物都概括进来，表达了对英雄的向往之情。***借“人道是”以引出所咏的人物。“乱”“穿”“惊”“拍”“卷”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壮丽景象，从而为下片所追怀的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
下阕着重写人，借对周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写“小乔”在于烘托周瑜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突出人物的风姿，中间描写周瑜的战功意在反衬自己的年老无为。“多情”后几句虽表达了伤感之情，但这种感情其实正是词人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表现，仍不失英雄豪迈本色。
用豪壮的情调书写胸中块垒。
诗人是个旷达之人，尽管政治上失意，却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这首词就是他这种复杂心情的集中反映，词中虽然书写失意，然而格调是豪壮的，跟失意文人的同主题作品显然不同。词作中的豪壮情调首先表现在对赤壁景物的描写上。长江的非凡气象，古战场的险要形势都给人以豪壮之感。周瑜的英资与功业无不让人艳羡。
烘托和映衬
这首词中作者要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周瑜，却从“千古风流人物”说起，由此引出赤壁之战时的“多少豪杰”，最后才集中为周瑜一人，突出了周瑜在作者心中的重要地位。词中有两种映衬：一种是实景和虚景相互映衬，另一种是周瑜的“雄姿英发”和作者的“早生华发”相互映衬。
用“大江东去”四字来雄视千古，自古以来，无人超越。它极简洁、质朴却有气象宏大，声势极豪壮，并且富含哲理，把读者带到千古兴亡的历史氛围之中，抒发了诗人对往昔英雄人物的无限怀念，这是其他诗人所无法比拟的。
《念奴娇》一词在写作方法上的主要特点是结合写景和怀古来抒发感情。如上半阕对赤壁的描写和赞美，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下半阕刻画周瑜形象倾注了作者对历史英雄的敬仰。最后借“一樽还酹江月”表达自己的感慨。全词意境开阔，感情奔放，语言也非常生动形象。
苏轼，世称苏东坡、苏仙，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下面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苏轼生平 事迹 ，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苏轼的主要成就
1.文学成就
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
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 文章 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 典故 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丰富的 想象力 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 总结 经验 ，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 反思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 成语 ，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 散文 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 议论文 。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 范文 ，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融。
由于苏轼 作文 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 散文诗 。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2.艺术成就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 黄庭坚、 米芾、 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 王僧虔、 徐浩、 李邕、 颜真卿、 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对苏轼的人物评价
1.总体评价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 文化 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错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2.历代评价
《宋史》：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
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赵祯：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刘安世：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
黄庭坚：①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②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③真神仙中人。
苏辙：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王直方：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王灼：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赵昚：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陆游：①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②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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