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思是：想要了解上天的反应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古今朝代更替的规律,形成自己的观点.
报任少卿书 / 报任安书
作者：司马迁 (两汉)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
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
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
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
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
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
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
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
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
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
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
幸勿为过。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
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
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
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
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
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
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
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
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
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
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
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
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
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
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
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
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
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
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
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
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
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
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
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
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
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
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
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自饮泣，
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陵未没时，
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
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
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
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
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
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
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
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
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
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
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
隤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
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
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
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
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
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
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
"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厉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
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
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
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
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
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
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
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
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
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
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
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
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
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
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
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
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
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
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
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
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
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
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
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
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
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
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
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
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
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
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
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
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却在历史记载中消失。而司马迁历经十四年编撰而成的《史记》并非一本，而是既有正本，又有副本。那么，司马迁是怎么死的？《史记》的正本与副本其命运又是怎样的？
一、最后的人生轨迹
我们先打开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回顾一下司马迁人生中最后几年的活动轨迹。公元前104年，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公元前99年，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捕入狱；公元前98年，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自请宫刑，忍辱苟活；公元前***年，司马迁被赦出狱，任中书令；约公元前93年，朋友任安曾经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公元前91年，《史记》终于完成，这一年，朝中发生“巫蛊之祸”，汉武帝宠臣江充诬陷太子刘据搞“巫蛊”，太子发兵诛杀江充。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接到了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入狱腰斩。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一封著名的回信《报任安书》。
《汉书·司马迁传》在引述完《报任安书》之后,紧接着写道“迁死后,书乃渐出”。班固并没有交代司马迁的死因和去世年代，他是真不知道实情，还是其中必有隐情？于是，历史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空白和谜团：司马迁究竟是怎么死的？死于何年？
二、迷雾重重的死因
关于司马迁的死亡原因，史书没有任何确切的记载，因此给后世留下了重重谜团。有人甚至就此猜想，司马迁在完成一切之后，离家出走不知所终。如果这样，班固大可以在《汉书》中如实记录，但为什么没有写呢？可见真实情况绝非想象的那样简单。从后世一些蛛丝马迹的记载中，我们也许可以揭开其中的原委。
东汉年间学者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有一段石破天惊的话：“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历代学者对此话的真***也有过争论，认为只是孤证，不足为凭。但不管怎样，这是距司马迁较近的东汉学者之语，人们也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此话有***。
而与这段话形成前后呼应的是《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中魏明帝与王肃二人的对话。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回答说：“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王肃的回答，间接证明了卫宏所说的真实性。而班固“迁死后,书乃渐出”，以及“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之语，也隐隐透露出了当时汉武帝对司马迁的迫害和打压。
因此，东汉卫宏的那段话，很有可能就是司马迁的死因，那就是“有怨言，下狱死。”
三、死亡年代的千古之谜
可见，司马迁是由于《史记》如实记录了汉景帝、汉武帝的过错，又因身受宫刑怀“有怨言”而最终“下狱死”。那么，司马迁又是何年“下狱死”的呢？同样令人困惑的是，司马迁死于何年，史书没有任何记载，对此历代存有争论，至今也尚无定论。
根据司马迁最后的人生轨迹以及卫宏的那段话，有学者便论证司马迁可能在公元前90年因《报任安书》中“有怨言”而“下狱死。”做这样的推测不无道理。《报任安书》是司马迁表明自己心志的一篇宣言。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因身受宫刑发泄了许多不满，一旦公开这封信，等待司马迁的肯定是杀身之祸。但也有学者论证说，熟谙古今历史的司马迁，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难道他不害怕因一封信而被灭族吗？司马迁无论如何也不会糊涂到这种地步，不会自己引颈受戮。
那么，司马迁死于何年？
探究历史的细节，带给我们的只有更多的困惑与迷惘。难道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的最后一段人生经历被汉武帝抹去了？迄今为止，关于司马迁的死亡年代有几种说法，而且看起来都言之有理。但这些历代大学者的研究，为什么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呢？
我们再来看汉武帝临死之前干的一件事情。他以“主少母壮”为借口处死了太子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目的是刘弗陵继位后，不会出现吕后专权的局面。可想而知，汉武帝连太子的母亲、自己的爱妾都不放过，能放过那些心存怨言的大臣吗？基于以上的说法，我们也可得出另外一条推论，那就是司马迁是被秘密逮捕秘密处死的，并严防走漏消息。既然是秘密处死，那么，司马迁死于何年，不仅当时的人不知道，后世更是无人知晓。东汉的班固或许能听到一些道听途说的传言，但毕竟没有确切年代，而且自己也曾因“私修国史”的罪名险些丧命，因此不敢妄加记载，只用一句“迁死后”一笔带过。
可叹记载历史的史学家，竟然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四、生前的最大遗愿
那么，我们再回到公元前91年，这是有史记载的司马迁活动的最后一年。司马迁为什么写《报任安书》呢？这封信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呢？
《报任安书》除了述说自己忍辱发奋著书的原因以及对朝廷的牢骚之外，还有这样一段话：“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已经入狱即将被腰斩的任安能不能算“智者”？如果不是，那么，这封信向哪位“智者”说的呢？而同样的话，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已经说过：“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那么，为什么司马迁一再叙说此事呢？
结合当时的形势，我们逐渐产生一个认识。秉笔直书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汉高祖贪财好色诛杀功臣、汉景帝刻薄寡恩、汉武帝穷兵黩武等等过错。这样的记载势必会引起汉武帝的震怒，一方面自己会招来杀身之祸，另一方面，《史记》很有可能被汉武帝篡改或焚毁，这样一来，司马迁的一生心血将付之东流。基于此，司马迁运用史学家的智慧，将《史记》一式两本，正本“藏之名山”，副本留在长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反复强调此事，就是为了能让世人知晓，让《史记》传之后世，这就是司马迁最后的遗愿。这其中，隐藏着司马迁的多少苦衷，多少嘱托！多少心血！
五、深藏不露等待时机
皇天不负苦心人，司马迁去世多年以后，他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当时，《史记》副本已被汉武帝删改得缺章少篇，面目全非。那么，被司马迁“藏之名山”的《史记》正本命运又如何呢？
《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由此可知，到汉宣帝时，杨恽将《史记》正本公之于世。那么，杨恽是何许人也？他怎么藏有《史记》正本？
答案就在《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中，里面有这样的记载：“恽母，司马迁女也。”从这句话我们得知，杨恽的母亲原来是司马迁的女儿，杨恽就是司马迁的外孙；还有一句“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这一句说明司马迁生前将《史记》的正本藏所交代给了自己的女儿，不然杨恽是无法读到《史记》的。
我们再结合前面所述，如果《报任安书》是公开的，汉武帝不会动用全国之力来搜寻正本吗？由此可见，正本之事，汉武帝有可能并不知晓。那么，杨恽在怎样的情况下把《史记》公之于世的呢？我们先回顾一下汉武帝去世后的那段历史。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后，汉昭帝刘弗陵继位，大臣霍光受命为辅政大臣，而霍光是名将霍去病的异母弟。当时，“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霍光拥立汉武帝的孙子刘贺继位。但霍光看到刘贺荒*无道，遂废除刘贺，又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当了皇帝，这就是汉宣帝。宣帝继位后，霍光继续执掌朝政，直到公元前68年去世。
在霍氏集团掌权的时代，杨恽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把《史记》拿出来的。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既记录了霍去病勇冠三军的武功，又如实记录了霍去病虐待士卒的行为：“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而且还记载了霍去病为报私仇射杀了李广的儿子李敢。如此记载，如果被霍氏集团知道，《史记》的命运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恽只能默默地等待时机。
六、遗愿实现但遭删改
公元前66年，机会终于来到了。霍氏子孙密谋发动***，当时任左曹的杨恽得知消息，率先向汉宣帝告发此事。汉宣帝得知消息，先发制人，一举平定霍氏家族的谋反。杨恽因在诛灭霍氏集团中有功，被汉宣帝封为平通侯，“迁中郎将”。
得到汉宣帝信任的杨恽，肯定也对汉宣帝的身世一清二楚。我们再回顾公元前91年关于太子刘据的那场“巫蛊之祸”。汉宣帝的爷爷正是太子刘据，在“巫蛊之祸”中，汉宣帝的曾祖母卫子夫***，爷爷刘据***，奶奶史良娣、父亲刘进、母亲王翁须以及所有亲人全部遇害，当时年仅几个月大的汉宣帝，侥幸躲过生死劫，被送往监狱***，出狱后又流落民间。正因为汉宣帝有如此凄惨的经历，那么他对遭受宫刑最后又“下狱死”的司马迁至少有同病相怜之情。考虑周全的杨恽趁此机会，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给朝廷，公之于世。从此，人们方才看到了这部伟大的史著。
感谢杨恽，你继承了外祖父司马迁的刚直与智慧，你实现了司马迁生前最大的遗愿，你用实际行动安慰了在九泉之下的司马迁。
但是，在两汉时期，朝廷对《史记》保管甚严，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而且，《史记》也多次被修补删改。如西汉时期的博士褚少孙就曾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中也记载，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等等。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也许里面的好多内容已经不是司马迁的原文，最初的《史记》内容已随司马迁而永远埋入历史的风尘之中，谁也无从知晓。虽有遗憾，但毕竟，一部前无古人的史学巨著终于浮出了水面，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流传至今。
秉笔风范，千载永传；史家绝唱，万古流芳。正如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所言：“他以自己残破的生命，换来了一个民族完整的历史；他以自己难言的委屈，换来了千万民众宏伟的记忆；他以自己莫名的耻辱，换来了华夏文化无比的尊严。”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句子。
《报任安书》汉·司马迁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与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至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庭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常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材，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以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为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原书标点如此）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囚于烟里（原文如此，当作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由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不表于后世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合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欲不信（当作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来源：许嘉璐主编《古代汉语》）
徐 可 江苏如皋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启功研究会理事，《文艺报》副总编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业余以散文写作为主，兼及***、诗歌、报告文学、评论等，发表作品上百万字，不少作品入选各种选本或作为高考范文。结集出版的有《三更有梦书当枕》《三读启功》《为了我们的明天》《三更有梦书当枕（之二）》等，译著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六个恐怖的故事》《热水河》等。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等奖项。
一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的秋天，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在京都长安城内。秋风萧飒，草木枯槁，寒意袭人。
这一年，对太史令司马迁来说，是黑色的，他的人生从此堕入无尽的寒冬和黑夜；而这场灾难，又如凤凰涅槃一般，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
汉廷未央宫内，空气格外凝重。
汉武帝在***雷霆，大臣们随声附和。
事情起因于李陵——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
这年夏天，汉武帝派宠姬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去攻打匈奴，想让他立功封侯，同时又命李陵担任他的后勤指挥官，但是为高傲的李陵所拒绝。李陵认为他的部下都是荆楚勇士，奇才剑客，力能扼虎，箭法高超，不愿接受这种后勤的差事。他请求汉武帝派他独率兵马到兰干山一带活动，这样就可分散单于兵力，减轻李广利的压力。汉武帝说：“我现在发的兵多，再无骑兵派给你。”于是拨给他五千步卒，命令他立即出击。李陵率兵从居延出塞，向北行军，行军三十余日，进展顺利，最后深入浚稽山一带扎营，并把沿途所见山川形势绘成地图，派部将陈步乐呈送汉武。汉武闻报，大为高兴，朝中大臣们也无不举杯欢庆李陵纵横千里的英雄壮举。
可是不久，李陵所部遭遇匈奴大军围攻。他身先士卒，智勇果敢，杀敌万人。可是由于叛徒告密、矢尽粮绝、后无援军，终于战败被俘。消息传来，武帝大怒，那些以前为李陵唱赞歌的大臣们也见风使舵，跟着皇帝大骂李陵。就在这一片讨伐声中，司马迁站了出来，仗义执言，勇敢地为李陵做了辩护。在十年后他写给好友任安的信中，我们看到了他是如何为李陵辩护的：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 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
“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
在司马迁看来，李陵置生死于度外，赴国家之难，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英雄壮举了。他深入匈奴腹地，以五千步卒对抗八万骑兵，并杀敌万人。如今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但如此卓越战功，也足以向天下显示他的本心了。虽然他最后投降了，但自己相信，只要一有机会，他还会重新报效汉朝的。
这一番话条分缕析，入情入理，有节有据。司马迁讲这些，没有丝毫私心，他看到皇上悲戚哀伤，真心想献上自己的恳切忠诚，为皇上解忧。“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他想用这番话宽慰皇上的心胸，并堵塞那些攻击、诬陷李陵的言论。没想到，他的几句话如同一勺凉水倒进沸腾的油锅里，不仅没有降温，反而点燃熊熊烈火。
当司马迁在皇上面前侃侃而谈的时候，这个不会察言观色的书生没有注意到，汉武帝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他没有想到，他的无心之言，恰恰触到了汉武帝的痛处。汉武帝认为，他为李陵辩护，称颂李陵的战功，实是讽刺李广利的庸懦无能，而讽刺皇帝宠幸的人，也就是讽刺皇帝本人。汉武帝大怒之下，当即把司马迁投入大牢。“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说游，遂下于理。”不久，又传来李陵为匈奴练兵的消息，于是汉武帝下令杀了李陵全家，判处司马迁***。
这一年，司马迁三十七岁，在朝廷里担任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职务：太史令。官虽不大，吏禄只有六百石，却是他喜欢的职务。他继承父志，正在全力著述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如果司马迁此时被杀，将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巨大损失。
二
司马迁的先世源远流长，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他在司马迁的教育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具有讽刺意味而又令人悲哀的是，身为历史学家，司马迁本人的生卒年份却是一个谜。《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都没有记载他的出生年代。后人根据唐人的两条《史记》注文，分为两派意见。一派推定司马迁诞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另一派则推定司马迁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两种说法相差十岁。我认真比对了有关资料，倾向于取前说。
司马迁的童年是在故乡左冯翊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市）度过的。他自述这段经历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山，横跨黄河两岸，对峙秦晋之间，两岸山崖高峻欲倾，湍急水流从中穿过，波涛激荡，声若雷鸣，是著名的险阻。清乾隆《韩城县志》卷一载：“两崖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雄奇的河山，圣王的遗迹，优美的神话，在童年司马迁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学习，“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所学的“古文”，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文言文，而是用周代篆文书写的先秦残存的古籍。《史记》中提到的，便有《春秋古文》《国语》《系本》《论语第子籍》。他向孔子第十二世孙、武帝朝著名的古文***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跟随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
汉武元鼎元年（前116），司马迁开始壮游天下。二十岁的他已研习了当时所能见读的今、古文典籍，学问具备了坚实的根底。司马谈为他安排的这次壮游，是一次有目的、有***的行动。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集传说。《自序》记载了这次行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在汨罗江畔，他凭吊屈原投水自尽处，深为诗人的伟大人格与不幸遭遇所感动：“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想见其为人”这句话，在《史记》中至少出现了两次。还有一处是：“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当司马迁与屈原、孔子等古圣贤相遇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传主的音容笑貌，不禁潸然泪下，低回不能去。他把自己的感情直接带入文中，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先贤的追慕和怀想。他是带着感情来写传主的，不是冷冰冰的。
这次壮游大约花了一两年时间，足迹踏遍汉王朝的腹心地带，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回京后，他当了汉武帝的侍卫，护卫皇上祭祀天地、诸神、名山大川、封禅泰山，又奉使出征西南夷，行踪遍及全中国。正如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这在古今文人中是罕有其匹的。
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卒，弥留之际，要求儿子在他死后一定要接任太史的职务，一定要完成他生前未能实现的宏愿：继续孔子的事业，作第二部《春秋》。“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面对赍志将终的父亲，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立下了庄严的誓言：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儿子虽然驽钝，但我会全力编撰先人所记的历史材料，不敢稍有遗漏！
司马迁深深地理解父亲的心愿。父亲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而死，他希望司马迁子承父业，克绍箕裘。面对父亲的重托，司马迁做出了庄重承诺，也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这次选择，确定了司马迁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标准。他立志要当一名历史学家，要写出一部伟大的史书。“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父亲的临终遗命、自己的庄严承诺，成为司马迁前进的动力，精神的支柱，指引着他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地把第二部《春秋》——《太史公书》写下去。
站在中华历史三千年文明之巅——大汉盛世，司马迁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发出了“舍我其谁”的洪钟巨响。“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著史，成为司马迁人生中的第一次抉择。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紬（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开始了庞大而浩繁的资料整理编辑。太初元年（前104）正式开始著述。
正当司马迁全心全意撰著《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使他深陷于生命的绝境之中。
三
司马迁被投入监狱后，很快以“诬上罪”被判以***。
据汉朝的刑法，***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通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司马迁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而且是生死抉择：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
求生避死，是人之本能。生命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不到万不得已，谁都愿意活下去。司马迁受到冤屈，当然也有活下去的权利。为了活下去，现在他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是花钱赎罪。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司马迁当时担任的是太史令，每年的官俸是六百石谷子。从公元前108年开始担任太史令职位，到他受冤下狱正好十年。五十万钱相当于他十年全部收入的一半。这样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估计也所剩无几，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钱肯定不行。所以他说，“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不唯如此，往日的亲朋好友就像对待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没有谁敢去为他说上一句好话，没有谁肯出资为他赎罪。“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也不能怪亲朋好友们势利眼。在汉武帝的*威之下，谁还敢为司马迁辩解，谁还敢施以援手？即使他们心怀同情也不敢流露半分，司马迁本人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了。
二是接受宫刑。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就是***男子***、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是古代极为残忍的一种刑罚。接受宫刑之后，一个正常的人就变成废人，与太监无异。孔夫子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一个人的身体发肤尚且不能受到损伤，何况是******这样的极刑？所以受过宫刑的人，被视为对祖先大不孝，生前被人鄙视，死后不能入祖坟。宫刑不但给当事人的身体造成巨大伤害和痛苦，而且残酷地摧残人的精神，极大地侮辱人格，这是士大夫万万不能接受的奇耻大辱。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司马迁比一般人保有更高的个人尊严，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也就是说，最丑的行为就是侮辱先人，而一个人最大的污点，就是被处以宫刑。又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显然，这也不是他应有的选择。
既然无钱赎罪，又不愿苟且偷生，那么，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条路了：接受***。中国古代文人特别重视个人名节，把它看得比个人的生命都重要。宁可丧失生命，不能丧失名节。在生命与仁义的关系上，先贤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司马迁不怕死，事实上他也考虑过接受这一选择。“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牺牲生命，以“全其名节”，这是司马迁最好的选择。
然而，如我们所知，司马迁最终选择的是第二条路：接受宫刑。他接受了***，接受了奇耻大辱，从此成了一个与太监一样的废人，成为一个苟且偷生的废人，终生生活在奇耻大辱中，生活在别人的白眼和鄙夷中。
难道他忘了先贤的教诲吗？难道他贪生怕死吗？
不。司马迁没有忘记先贤的教诲，他也不怕死。他之所以在这生死关头选择屈辱地活下来，是他想起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还有大业没有完成。他的心里有一个伟大的任务，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他要写一部在他之前还没有过的、贯通千古的史书。这不仅是他的目标，也是他父亲的目标。他不能死，他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他得为这个目标而活着。
接受宫刑，司马迁经受了痛苦的灵魂挣扎。他在《报任安书》中详细叙述了当时自己的心理纠结：“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
接受宫刑，司马迁遭受了残忍的肉体虐待。“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圉之中，谁可告诉者！”“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正惕息。”
接受宫刑，司马迁承受了沉重的精神压力。“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司马迁精神和肉体的无以复加的折磨和摧残。
当他的身体和精神备受摧残和***的时候，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他曾多次萌生***的念头。但一想到《史记》尚未完成，他便涣然清醒了，他告诫自己：他无权选择自尽！“（《史记》）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众多倜傥不群的古圣先贤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壮举更坚定了他的生命意志：“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从古圣先贤发愤著书的榜样中获得力量，终于战胜了人生的大灾难、大痛苦、大屈辱，为自己寻求到了一条未来的战斗道路：隐忍苟活，发愤著书。“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不表于后世也。”“发愤著书”，是司马迁选择“隐忍苟活”的唯一目的、唯一动力。为了实现父亲的遗嘱，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以沉雄果毅的大勇主动申请接受奇耻大辱。
四
司马迁接受宫刑后，仍系狱***，直到太始元年（前96）“夏，六月，赦天下”，司马迁方有机会被赦出狱。他出狱之后不久，就以“中人”（太监）身份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以“闺阁之臣”的身份“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类似于皇帝在后宫的秘书长。表面看来，是在皇帝近旁“尊宠任职”，实际上却是对司马迁人格的莫大污辱。但是，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这种屈辱，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地撰写《史记》。
李陵之祸，让司马迁重新审视他的撰述工作。他对汉武帝、对汉王朝有了新的认识，他对《史记》的撰述也有了新的考虑。在《史记》的叙事断限上，他将叙事上限由战国上升到陶唐，与孔子整理的《尚书》断于尧取齐，叙事下限由当初的“至太初而讫”下延到汉武帝铸黄金为麟止的太始二年。“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而实际上，最后的下限是“下至于兹”。“下至于兹”当指《报任安书》写作和《史记》纪事截止的实际年代，也就是征和二年八月巫蛊之难中的卫太子刘据之死。这是《史记》最后的纪事。巫蛊之难对于司马迁来说，也是一大悲剧。他曾寄希望于刘据嗣位后能够拨乱反正，中兴汉室。而汉武帝一手导演的家族巫蛊之难逼迫太子自经，使司马迁在现实世界拨乱反正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这是继李陵之祸后对司马迁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于是他将《史记》纪事的下限“麟止”延伸到巫蛊之难，在卫太子刘据***之日画上一个句号，宣告《史记》至此绝笔！
《史记》的编纂主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为汉武帝歌功颂德改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秉笔直书，在称赞汉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由原先的颂汉尽忠之史，升华为拨乱反正之经，如包世臣所说的“百王***”。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法天则地”是《史记》的总主题。天道公明无私，地道厚德载物。这是百王治国的大本，也是生民为人的准则。这真正是应该“万世载之”的金言！经历李陵之祸后重新命笔，《史记》方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部《春秋》。
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这年十一月他在《报任安书》中向知己任安通报了这个消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从太初元年开始起草，到征和二年杀青成书，司马迁用了14年时间完成《史记》的写作。如果算上写作的资料准备，则超过了20个年头。现在，他已没有遗憾，没有牵挂，可以坦然走向死亡了。
这是司马迁人生中的第三次重大选择，也是他最后一次选择：死亡！他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他可以慷慨赴死了，以死抗争，以死明志，以死洗刷汉武帝带给他的耻辱！第一次选择，是遵父嘱而做，确立人生目标。第二次选择，是被汉武帝逼迫，在生死关头他选择了隐忍苟活，发愤著书。而第三次选择，则是他主动做出的，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他主动选择了死亡。他不怕死，但是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死得“重于泰山”。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一次总爆发，也是他勇敢地面对死亡的挑战！“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司马迁决心用死来洗清那么多年来所受的屈辱，他要用壮烈的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让他和他的价值真正地被人们所认识。所以，死，对他来说是一个心甘情愿的选择。“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任安（少卿），是司马迁的好朋友，汉武帝时曾为卫青舍人，后迁任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因太子事变被判处***。在司马迁受宫刑后出狱担任中书令时，他曾写信给司马迁，多有指责，“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许是出于《史记》尚未写完的考虑，司马迁没有作答。现在，《史记》已经完成，故友面临***，司马迁终于无所顾忌，把一腔怒火倾泻而出。学界多数认为，正是这篇《报任安书》再一次触怒了汉武帝，致使他最终杀死了司马迁。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古代典籍皆无记述。《汉书·司马迁传》叙述司马迁生平，只到全文转录《报任安书》便戛然而止，以后的事迹只字不提，更不记司马迁卒于何时，对于司马迁之死只以一语带过：“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这一反常做法显然是有所隐讳。而前后汉之际的著名古文经学家卫宏在《汉旧仪注》中则明确写道：“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司马迁在递送出《报任安书》后不久，再度下狱骤死，时间当在征和二年年尾（前90），终年四十五岁。
五
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后选择隐忍苟活，蒙受了巨大的耻辱，“重为乡党戮笑”。与司马迁差不多同时期的桑弘羊就曾说过：“一日下蚕室，疮未瘳而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桓宽《盐铁论·周秦》）这段话似有所指。不仅桑弘羊，很可能任安在给司马迁的信中也触及了这个问题，对司马迁有所误解和指责，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才用了那么大的篇幅引今说古地反复解释自己的动机。
然而，时间的长河终于洗刷了汉武帝泼在司马迁身上的脏水，洗刷了他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司马迁伟大的灵魂终于放射出璀璨光辉，《史记》也显示其巨大价值，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座巍然耸立、永不倾颓的丰碑。
最早对司马迁及《史记》做出高度评价的，是汉代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扬雄也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他们不约而同地赞扬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可谓一语中的。
宋元之际的史学家郑樵对《史记》极为推崇，他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杰出史学家章学诚在他的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史迁之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梁启超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更为当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是鲁迅先生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做出巨大的牺牲，他的英名永载史册。
多年来，我曾多次阅读《史记》，我是把它当成伟大的教科书来读的。书中那些英雄故事给我无尽的遐思和启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中国，这句话因为一位伟人的引用而深入人心。在生与死、义与利、荣与辱之间，司马迁做出了人生正确的选择，他用自己的抉择完美地诠释了生命的价值。
捧读《史记》，我时时触摸到那个伟大的、孤独的、不屈的灵魂。
余读太史公书，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总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峻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全文译文：
译文
太史公像牛马一样供役使的走仆司马迁再次拜言。少卿足下：早先一段时间，委屈您给我写信，教导我要慎重地待人接物，把向朝廷推举贤能人士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情意十分诚挚恳切，但怨我不效法于您去推荐贤才，而听信俗人的见解。我并非敢这样做。我虽然庸劣低下，但也在旁听到品德高尚的人遗留下来的风范。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处在污秽低贱的地位，一有举动便受到责难，本想能给事情带来好处，反而招致损害，因此我独自忧愁苦闷而向谁去诉说？当时流行的俗话说：“为谁去做，让谁来听我的？”（即谓自己已处在卑贱的地位，即使想有所作为，推贤进士，谁也不会愿意接受自己的推荐，也不会有人愿意听从自己的话）。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那是为什么呢（则：起转捩和加强设问语气的作用）？贤士乐于为了解自己的人效力，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打扮。至于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纵使怀有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宝贵的资质，品行像许由、伯夷那样高洁，终究不能用这些来引以为荣，只会被取笑而自取污辱。来信本应及时答复，碰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彼此见面的时间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片刻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指回信）。现在您蒙受难以赦免的大罪，（再）经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汉代法律规定，每年十二月处决死囚），我侍从皇上到雍地去的日期也逼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无法替您避忌（古忌言死，实际说：恐怕您很快便要被处死），这样最终使我无法向您抒发心中的压抑烦闷之情，那么永远离去的人的魂魄会永远留下个人无穷的遗憾之情。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鄙陋的见解。隔了很久未回信，希望不要看成是（我的）过失（即谓请不要怪罪于我）。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是睿智的证明；同情与施舍，是仁爱的开端；求取什么，给予什么，是道义的表现；以受辱为耻，是勇气迸发的决口；树立名望，是品行的最高准则。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托身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图私利更惨痛的了，悲哀没有比挫伤心灵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受刑后幸存下来的人，没有可以与别人相提并论的地方。（这种状况）不是一个时代的事，由来已经很久了。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于是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凭著宦官景监的推荐得见秦孝公而做了官，赵良为此感到失望；太监赵谈（子：尊称。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与赵谈同名，为避父讳，此改称“同子”，即与我父亲同名的那位）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盎（字丝）为之脸色大变（指发怒）：自古以来，人们把这类事情看成是可耻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挫伤志气（指感到屈辱）的。又何况志气激昂，有远大抱负的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但）怎么会让刀锯之下幸存下来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依靠先人的余业，才能够等待加罪（是做官的谦虚说法）在皇帝身边任职做官，二十多年了。自己所想到的：最高方面，不能对君王进献忠诚，获得谋略突出、富于才干的称誉，使自己得到英明皇上的赏识；其次，又不能提出（皇上）所遗亡的事情，弥补（皇上）所欠缺的地方。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隐居的贤士；对外，不能在军队供职，攻城野战，以建立斩杀敌将、拔取旗帜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累积时间和辛劳，谋得显贵的官位，凭著（这些）给宗族和朋友们带来荣耀。这四个方面没有一处实现，勉强附合皇上的心意，求得容身。我没有特长可以奉效，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早先时候，我曾经夹杂在下大夫（指太史令）的行列，在外朝（汉代把朝廷官员分为中朝和外朝，太史令属于外朝）上发表些微不足道的议论，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弘扬国家的法度，竭尽才思，现在已经亏损形体，成为清扫（秽物）的仆役，处在卑贱者中间，竟然（还想）高高地昂起头，眉飞色舞，评论陈述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使当代的才子感到羞耻吗？唉！唉！象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
并且（含承接并递进之意）事情的前因后果不容易弄明白。我少年时欠缺非凡的才能，成年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皇上宠爱我先人的缘故，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出入宿卫周密的地方（即宫廷禁苑）之中。我认为头上顶著盆子，怎么还能望天（意谓戴盆与望天不能同时收到，用来比喻自己既一心营职，就无暇再顾及私事）？所以断绝宾客的来往（知：相知，指社交来往），把家室的事抛在脑后（意谓没有考虑个人家庭的事），日夜都在考虑竭尽自己平庸的才能，致力于一心一意经营职事，以求亲近皇上。然而，事情竟然严重违背（初衷），不是这么回事。我和李陵同为侍中曹的官员（西晋后改“侍中曹”为“门下省”），平素并没有特别亲密的关系，进退之路并不相同（比喻双方志向并不一样），不曾饮一杯酒，交流情意深切的极少的***之事。但是我观察他的为人，（是）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物：奉事父母讲孝道，交往朋友守信用，面对财物很廉洁，取择什么，给予什么都符合道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为人谦逊严谨（俭：约束，不放纵），下于人（即态度谦逊，能够让人）。总是考虑著奋不顾身，为国家危难而献身。他平素修养的品德节操，我认为有国家杰出人物的风度。做人臣子的作出宁九死也不一生的打算，奔赴国家的危难。这本已很罕见。现在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妻室儿女的臣子们，便跟著把他的过失酿成大罪，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率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践：脚踏）匈奴地区，到达匈奴单于所居住的地方，在老虎的口边安设诱饵，不顾一切地挑战强大的胡兵，面对著上十万的敌军，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敌人救死扶伤都顾不上。住毡篷，穿皮衣的首领们都十分震惊恐惧，于是全部征调左、右贤王，全部发动能拉弓射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兵士没有不奋起的，躬身流泪，用血洗脸（意谓血流满面），饮声而泣，泣不成声（这里是情绪过度紧张激动而哭泣的一种表现），进而拉开没有矢的弓，冒著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争著为杀敌而死。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指投降）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庆贺。几天以后，李陵战败投降的表报让皇上知道了，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甘，上朝听政也不高兴。大臣们忧虑害怕，不知该拿出什么办法来。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身份地位卑微低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忠诚恳切的愚见。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相处，总是自己不吃甘美的东西，把自己并不多的物品分给大家，能够得到部下的拼死效力，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李陵，（我）看他的意思，还是想找到合适的机会再报效我们汉朝的。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击破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表现出来了。我怀著想要陈述的想法，而没有途径，恰逢皇上召见，我就根据这种想法来推论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推广皇上的想法，堵塞那些出于私仇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用意，英明的皇上不明了，认为我是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其妹是汉武帝的宠妃），而为李陵辩白，于是将我交付大理（即廷尉，九卿之一，掌管诉讼刑狱的官）处罚。我耿耿忠心，始终没有机会申辩。于是判定欺君之罪，（武帝）最后听从了狱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营救，皇帝身边亲近的人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草木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幽闭在监牢之中，谁是（我）可以申诉的人？这些正是少卿您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已经投降，毁了他家庭的声誉，而我又被编次在宫刑狱室，深为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这些事情，哪怕是其中的十分之一二，也不容易向一般人诉说啊（如果把自己的情况和想法全说出来，根本不会被一般人所谅解）。
我的父祖辈没有享受特殊待遇的功劳，职掌文献、史籍、天文、律历（这都是太史令所掌管的），地位接近于占卜官和祭祀时赞辞的人之类，本来是皇上所玩弄的，像收养乐人戏子般收养著，（是为）社会上一般的人所轻视的。***如我伏法被杀，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蚂蚁有什么不同？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为气节而死的人相提并论，只不过会认为我是办法想尽了，罪过到了极点，不能免于***，而终走向死亡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自己立身处世的东西（指自己的地位和职业）使得这样的。人总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轻，这是为死所选择的目不同的缘故啊！最首要的是不使祖先受辱，再次不使自己的身躯受辱，再次是不使自己在面子上受辱，再次是不使自己在言语方面受辱；再次是卑躬屈膝而受辱，再次是换上赭衣（古典***所穿的一种深红色的囚服）而受辱，再次是戴上枷木囚绳之类的刑具、遭受棍棒之类的杖刑拷打而受辱，再次是被剃去头发、脖子上套上铁链而受辱，再次是在皮肉上打上烙印记号、砍断手脚而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侮辱到了极点。书传说：“刑罚不施加于士大夫”，这是说士大夫的气节应当给予勉励啊。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木笼和陷阱之中，就只得摇尾乞食（驯服可怜的样子）了，这是经过长时期的威力制约所逐渐形成的结果。所以，士子看见在地上画个圆圈象征牢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决不能进入到这圆圈中去。刻个木头人代表狱吏，面对这样的审讯也决不能回答：（这是）拿定了主意要在受辱之前便***（鲜：不以寿终）。现在我的手***叉，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暴露肌肤，受著棰击，幽闭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头触地，看见狱卒就害怕。这是为什么呢？这是长时期威力制约所形成的情势。等到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哪里值得尊贵呢？况且，像西伯姬昌（周武王的父亲），一方诸侯之长，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遭受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权倾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楚人，初为项羽部下将军，曾多次困辱刘邦。项败后，更名剃发带钳卖予鲁人朱家为奴，后朱家通过汝阴侯夏侯婴劝说刘邦赦免了季布，布后官至河东太守）以铁圈束颈卖身绐朱家当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分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名声传扬于邻国，等到犯了罪而刑法加到身上，不能***。处在卑贱污秽的境地，古今都一样，在哪里可能不受辱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是形势（造成的）；坚强与软弱，也是形势（所决定的）。明明白白，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在法律加到身上之前***，因而逐渐颓唐下来，等到了被摧残和被杖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坚守气节而死，这不也太晚了吗？古人之所以把对士大夫施加刑罚一事看得很重，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人之常情，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顾念父母，顾虑妻室儿女。至于那些被道义所激愤的人当然不是这样，实在是有迫不得已的缘由啊。如今我很不幸，早早地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相爱护，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少卿你看我在妻室儿女这个问题上又怎么样呢（我根本用不著考虑妻室儿女的问题）？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怯懦的人出于对道义的仰慕，也随时会作出勇敢牺牲的抉择。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颇能认识到何去何从的分别，哪会自甘沉溺于被囚禁的困辱之中呢？再说男女奴仆尚且懂得***，何况自己遭受到宫刑这种奇耻大辱？我之所以沉痛地忍受著耻辱而苟且偷生，陷于污秽的牢狱之中而不拒绝，是遗憾个人心愿没有完成，如果默默无闻地死掉，那我的文辞就不能公诸于后世了。
古时候身虽富贵而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尽，只有那些卓异而非凡的人才著称于世，那就是：西伯姬昌被囚禁而演绎《周易》；孔子受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编写整理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著《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都是一些圣贤发愤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想让将来的人能对自己有所谅解。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最后不可能再被（国君）任用，便从仕途中退下来，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要让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文辞流传下去，表白自己，使自己能被谅解。我私下不谦逊，近来把自己寄托在那些没有什么作用的文章之中，搜集天下散失的有一定历史的传闻，对那些往事略加考察，归纳它们的始末经过，考察它们成败盛衰的规律，往上推述到轩辕氏（黄帝），往下至于当今，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推究天意与人事之间的关系，沟通古往今来历史演变的轨迹，成为一家之言。大致开了头，还没有完成，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忿怒的表情。（若）我果真写完了这部书，（就）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那些能够谅解我的人，让它流传在大城市大都会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和欠下的债，即使一万次蒙受杀戮的惩罚，难道有后悔的吗？但是，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再说，蒙受下劣名声是不容易处世的，处在卑贱者的行列中，往往被人讥评议论。我因为说了一些话而遭受这场大祸，深深地被乡邻所耻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面目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呢？即使经过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只会）更加深重啊！因此我一天中肝肠要倒腾无数遍（比喻心思重重，痛苦不堪），坐在家中精神恍恍忽忽，好像有什么东西丢失了一般，出门不知那要去的地方。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背上沁出来，把衣服都沾湿的。我只不过成了宦官，岂能自己抽身退出（朝廷），远离尘世，过山居穴处的隐士生活呢？因此姑且随流俗同升同降，跟时世同进同退（迎合社会潮流，跟随一般人处世行事），用（这种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愤懑迷惑的思想感情，用以使内心悲愤压抑的情绪发泄出来。如今少卿竟教导我要推贤进士，岂不是与我个人的旨趣相违背吗？现在我虽然想改善自己的形象，用美好的言辞来装饰自己，是没有好处的，在世俗中不会被相信，恰好自讨侮辱啊。总之，人要到死后的日子，然后是非才能够论定。书信是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因而只是略为陈述我愚执、浅陋的意见罢了。再次向您致敬。
意思：春雨迅猛，池塘水满与堤齐平，远处群山高低不齐，东边西侧，山路崎岖。热闹地开了一阵的桃花和李花已经凋谢，只能看见萋萋的春草，碧绿一片。
出自宋代曾巩的《城南》。
原文：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扩展资料
诗词赏析
诗人通过桃花、李花容易凋谢与小草青色长久相对比，暗示了这样的一个哲理：桃花、李花虽然美丽，生命力却弱小；青草虽然朴素无华，生命力却很强大。
《城南》这首诗描写了暮春时节大雨过后的山野景象，笔调流畅优美，读来琅琅上口，令人赏心悦目。
特别是“惟有青青草色齐”这一句，沁着水珠的草地鲜亮碧绿，表明雨后的大自然依然充满生机，这是作者的神来之笔。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格调超逸，清新隽永。
作者简介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他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
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
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直至嘉祐二年（1058），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
他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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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句话出自司马迁《史记》之《报任安书》。意思是通过史实现象揭示本质,探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依相对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社会的各种发展演变,进而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道理。通过史实记述,有所取舍褒贬,寄寓理想形成自己独特自成一家的史学理论学说。
扩展资料:《报任安书》节选：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译文:
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
这些人都是（因为）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真实性，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的言论。
刚开始草创还没有成书，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受到最残酷的刑罚也没有怨怒之色。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再让它广传于天下。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使受再多的侮辱，难道会后悔吗？然而，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 报任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