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均有显著的影向，兹分述于后：
（一）对思想界的影响
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至于儒家，亦因帝王及名儒，多转向佛，致使当时卫道者辟佛，但终因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译文学的优美，当时一流儒者，无不学佛，唐朝一般思想家，竟以佛教空有二门，及非空非有之中道义，作为调和甚至领导儒道之根据。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因为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旨在参究人生根本原理，使人自己研究，有以发明－－明心见性，方可论学。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例如：周命门人参究‘孔子颜回所乐为何事’？程亦命门人观察‘喜怒哀乐末发前之气象’而且主张半日读经，半日***，皆受佛教禅宗参究‘生从何来，死从何往？’或‘父母末生我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之思想所影飨。
至于宋之陆象山，更进而以‘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明之王阳明，亦取禅宗方法，为其提倡‘致良知’的根本。总而言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彼等本乎佛理，加以所学，而建立一套学术思想与理论，此即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宋明理学，凡研究中国哲学史者，想必有同感。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
佛经翻译的中坚时代，是晚汉至盛唐六百年间，佛教大藏经中，五六千卷的经典，皆是此时的产品，宋元以后，虽间有所译，但已微不足道矣。
中国南北朝至惰唐之间，***辈出，翻译的人物，不下数百，其中最杰出，而对中国文学贡献最大的，当推罗什与玄奘。罗什是旧译时代的泰斗，玄奘则是新译时代之俊杰；奘译卷帙，虽富于罗什，而什译之范围，却广于玄奘，两者智等誉齐，势均力敌。旧译多尚直译，所以罗什译本，带有极丰富之西域天然语趣，不但对中国思想界辟一新天地，而且对中国文学之影飨尤巨。至于新译时代，则转趋意译，其文笔之生动有趣，格式之新颖，词语之创新，结构的精美，竟使中国文学，为之变质，兹举三点如下：
（1）国语内容为之扩大
中国自汉朝以后，学者唯古是尚，不敢稍有创作，虽有新观念，亦必套以古词，使一切学术均带有灰色，毫无生趣。佛经初期翻译，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相象语者亦袭古，后研究日深，感觉旧语与新义，甚难配合，若仍用古语，未免笼络失真，或词不达意，因而致力于新语之创造，无形中促进国语内容日趋扩大，现在之佛学大辞典，虽然推未能搜尽佛经所有新名词，但睹之亦足使人叹为观止。
至于日本所编之佛学大辞典，所收集之三万五千余语，皆汉晋至隋唐间，诸译师所创之新语，此等新语之加入中国语言系统，而变为新成分，国语内容，焉得不扩大之理？
（2）语法及文体之变化
只要揭开佛经一读，便觉其文体与普通书籍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佛经既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亦不用朗文之绮丽词句，同时佛经中倒装文法既多，而形容词，重牒语，及同格的词句亦不少，特别是一篇中，散文与诗歌交错，不管是诗体的偈颂，或散文式的长行，内容或说理、或述事、或问答，或譬喻、皆兼而有之。唐朝以后，中国文体，多近于***顺畅，一洗六朝之纤尘，未尝不是受佛经翻译文学的影飨。
总之，佛***章构造形式新而美，外来语调色彩亦浓，使人赞之，自有一种调和而新鲜之感，可说是当时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此种新文体的创立，罗什及其门下居功至伟。唐朝佛经翻译虽盛，但若从文学方面较量，则后之译者，竟无过于罗什。
（3）文学情趣的发展
中国近代之纯文学，例如***歌曲，甚至文艺创作，皆与佛经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因为中国佛教，自罗什以后，几为大乘派所独占，然大乘之勃兴，却在佛灭后。其首先倡导者应推马鸣，读罗什马鸣菩萨传，知其实为一大文学家及大音乐家，其著作及弘法事业，均本所学，故其著「佛本行赞’一书，可以说是：一首三万余言的长歌；译本虽然不重音韵，但读之，就觉其与孔雀东南虱飞等古絮乐府相仿佛。其所著大乘庄严论，则简直是‘儒林外史’式的一部***，其材虽取自四阿含，但经其美妙之文笔点缀，竟使读者心动神往。
马鸣以后的大乘经典，大都以壮润文澜，演极微妙之教理，如华严、涅燊、般若等富有文学性的经典，再经译界宗匠，以极美妙之国语为之翻译，读之，即使不信佛理，亦醉心于其词句而不忍释手，所以，中国文人皆爱好读佛经以助其文章之美妙，甚而想像力不期而增加，诠写方法不期而革新，其直接影响于中国文艺之发展的，如中国文学巨著水潇传、红楼梦等，其结构及笔法，都受华严、涅盘等经之影响，即宋元明以后，杂剧、传本、弹词等长篇歌，亦间接吸收‘佛本行赞’之笔法而写的。至于唐朝的寒山拾得等，深入浅出的新诗，实为开白乐天，苏东坡等之先河，而宋程朱等之语录，亦皆模仿于佛教禅宗。此外归元录，西游记等，更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削作。
（三）对艺术界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艺术之影飨，可分四点说明：
（1）建筑的弘伟
中国古代的建筑，虽不如西洋之实用，但却力求精美，如房屋前后之陈列布置，左右美妙的点缀，又非西洋建筑物可比。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
（2）雕刻的逼真
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画像的肖妙
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炖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梵呗的感人
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四、佛教对中国风俗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从不参预政治活动，但对社会风尚习惯，却有潜移默化之功。最重要的是对人生观的改善，以及对孝道的扩展。
（一）人生观之改善
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
由于人的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好丑与苦乐。佛说：‘***使百千，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既然人生的一切际遇，皆是自作自受，又何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或因美好之际遇而傲人？但能把握现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自然可以克服困苦，开创幸福。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之说，实含有警惕性及鼓励的作用，使人于因果定律下，生者忏悔积福，以保安康，亡者追荐超度，以济其灵，甚而国家帝皇权贵，亦每因国家不幸而自责无德，引为内咎，进而反躬自省：以禳炎疫。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岂独影响中国人之人生观，抑亦可以治患于未然，而辅政教之不足。
（二）对孝道的扩展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如孔子说：‘乎孝者，善继人之志，善继人之事者也。’
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
佛说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放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准是可知，佛教孝道意义之深，而范围之广，不但要孝敬自己三世父母，使其正信，止恶行善，最后了生脱死，离苦得乐；甚至对于六道众生，亦应孝之敬之，然则，基于‘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原则，佛教孝道之提倡，确可令社会充满孝敬与亲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而待。所以我说：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抑亦可以敦风化俗，有助于道德之发扬。
综上，我们应该知道，佛教是历史上一种文化思想革命的产品，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向既深且巨。如果说：儒家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则佛学该是中国文化的心脏。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文化，则佛教之输入，竟使中国本位文化第一项变质，而成为本位文化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贸。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研究佛学；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佛教，欲想使中国文化传播于世界，更非先发扬光大佛教不可。
近代许多醉心于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大都以佛学为主体。基于此，我认为：身为中国人的我们，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不管对佛学信仰与否，都有研究佛学的必要，否则，不要说无以负起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即一旦与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接触，自己反而对曾经使中国文化变质，而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佛学，却一无所知，好意思吗？
一、从宏观上挖掘其独到的叙事结构?
1、备受推崇的“鸡头凤尾”?
从宏观上看，“鸡头”和“凤尾”是《孔雀东南飞》叙事特色的又一体现；研究者多以比兴手法赞其开头，用象征手法誉其结尾。?
《孔霍东南飞》的开头用了“比兴”手法，其结尾则是象征性的结尾。经过反复吟咏和咀嚼，就更能体会到“鸡头凤尾”的艺术魅力。在这里，无论是南飞孔雀的徘徊之感，还是松柏梧桐的交枝接叶、成对鸳鸯相向和鸣的难舍难分之情，都不再是那种简单的，仅仅用作起兴、比喻或象征的独立存在的客体了，而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甚至连作者的感情也是那样和谐地融了进去。这样，作者的情感，男女主角的情感和外物(孔雀、松柏、梧桐、鸳鸯等)的情感相互交融，到了三位一体的程度。这些外物本身的艺术形象是完整的，但更重要的在于它作为所赖以寄托内容的艺术形象，与内容的关系是那样密切、和谐，那样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思想内容与感情。这就好比《屈原》雷电颂一场的情况了，实际上达到了一种“物我同化”的艺术效果。这种“物我同化”，对作品的主题起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深化作用。它使广大读者像作者、作品的主角以及作品中的孔雀、鸳鸯、松柏、梧桐一样，深深地憎恶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笃厚地同情与赞颂对封建社会的叛逆与斗争的精神，热烈地去追求那理想的生活。可见，《孔雀东南飞》的比兴开头与象征性结尾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已经到了“意在笔先，神于言外”的“物我同化”阶段。因此说“物我同化式托物起兴的‘鸡头’和物我同化式富有象征意义的‘凤尾’乃是《孔雀东南飞》叙事结构上的显著特色”。?
2、别具一格的详略处理?
《孔雀东南飞》在叙事结构上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别具一格的详略处理。该诗虽仅有一千七百多字，却具体而形象地铺叙了新妇兰芝被遣、被逼再嫁以及她同丈夫仲卿殉情化鸟的全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塑造了兰芝、仲卿、焦母、刘兄等几个活灵活现的形象。?
兰芝是作者所同情和歌颂的女主人公，作者便挥动彩笔尽力渲染，从正面到侧面，从语言到行动，从外貌到内心世界都浓墨重彩，甚至还要通过写环境、景物以及巧妙地插入抒情议论来渲染，真可谓是“用墨如泼”。如新妇起严妆一段：本来在当时的社会里，被遣回娘家对新妇来说是极为不光彩而又令人伤心的事，但作者写兰芝却像迎喜事似地梳妆打扮自己。这固然是借此对兰芝的美丽作必要的补叙，但更主要地是在突出兰芝那种坚忍刚毅、从容不迫的性格。又如写太守家办喜事的场面：作者不厌其繁地写豪华的排场，这一方面是从侧面反衬兰芝的美丽、贤淑，以证被遣的无理；更重要的则是为了突出兰芝不为荣华富贵所动心的高尚情操。?
而在另一些地方作者却又表现得“惜墨如金”。如焦母与刘兄这样的封建礼教及封建家长制度的代表人物，作者都是以寥寥数语勾划的，而且差不多全凭对话来表现形象。纵使如此，这两个艺术形象也刻画得非常逼真、活套，使他(她)们可憎恶的面孔跃然纸上。如焦母“捶床大怒”这一个举动，焦母“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和“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这两句话，就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一个蛮不讲理、独断专横的封建家长的形象。透过焦母形象，人们不难想象兰芝和仲卿所过的是怎样一种屈辱生活。因此，他们不与封建势力妥协，最终以死抗争的行动，更能引起世人的广泛同情，促成人们对封建礼教的怀疑和对封建制度的不满。?
本诗在叙事上所做的详略处理还表现在作者把自己的抒情议论穿插到铺叙中去的特点上。作者做了几次这样的穿插：当兰芝与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写道：“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当兰芝同仲卿最后诀别时，作者插道：“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诗的结尾处，作者又道：“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这几番插话，文字不多，却对铺叙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试想，如果不用作者的插话，而以继续铺叙来代替,恐怕长篇累牍也无法达到这种艺术效果。?
可见，一篇文章的详略是对立统一、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只有详略处理得当，才能以最精炼的语言勾勒出最动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二、从微观上把握其富有艺术的叙事风格?
《孔雀东南飞》除了在宏观结构上匠心独运外，更是在微观的细节把握上精雕细琢。本文将截取“新妇起严妆”这仅12句、60字的一个场面，来分析其极富艺术性的叙事风格。?
1、动静结合，多角度展现女主人公的外貌美?
这一节中，主要运用了肖像描写的写作手法，用极细腻的笔触动静结合、多角度地展现了刘兰芝的外貌美。诗中从“著我绣夹裙”一句开始描述刘兰芝“严妆”的情形。著裙是着装的首要步骤，作者画龙点睛般地写了著裙之后，只用“事事四五通”一句作概括，省略了束素带、穿丝履、著饰物等其它诸多细节，用语简约却极具张力，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接下来四句转入从静态的角度描写刘兰芝的服饰美：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如流纨素，耳著明月铛。鞋子和束带用材高档，质地精美，这两个意象写出了刘兰芝的着装美，“流”字富于动感，使人联想到刘兰芝腰身的柔软袅娜；而发饰耳饰珍贵华美，这两个意象写出了刘兰芝的饰物美。“生小出野里”，丈夫只是个“府小吏”的刘兰芝，穿戴本不会如此珠光宝气，诗中却运用了汉乐府民歌常用的夸张和铺排手法，借写刘兰芝的服饰美来渲染她的外貌美。?
2、在冷静的描述中，显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美?
肖像描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形写神”，刻画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使人物“形神兼备”。作者以旁观者的视角描绘刘兰芝的外貌美时，笔调冷静舒缓，表情隐蔽，几乎没有直接赞颂，也没有描写最能“传神写貌”的眼睛和眉毛，而是在冷静的描述中，微露和暗示刘兰芝复杂的内心世界，显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美。“鸡鸣外欲曙”点明时间之早，也许那夜兰芝彻夜未眠，婆婆的无端刁难，与仲卿分离的不可避免，以及可以预见到的回娘家后兄长对自己的逼迫，都使她倍受煎熬。被迎回娘家对刘兰芝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大劫难。一般软弱的妇女会向焦母屈膝哀告，以图苟且安身，但她没有屈服，她要抗争。她不但要早早起来“严妆”，而且还要“事事四五通”，“严妆”是她表明自己无罪过，维护做人尊严，无声地谴责焦母的一种有力而含蓄的方式。“事事四五通”地有条不紊、不厌其烦地打扮自己，也折射出了她的心理：沉着、冷静。可以说，此时死亡的阴影已一步步地逼近了她，但她没有眼泪，没有嚎叫，没有哀求，而是把痛楚深深地埋在心底，不肯临别时在焦母面前流露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悲伤。当初她嫁入焦家时，是“严妆”而来的，今天她被遣回娘家，也要平静地把自己装扮得整齐漂亮。中国古代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命运不能自主，封建礼教和世俗观念赋予了焦母这些家长们以特殊的权利，肆意地折磨、摧残她们，甚至把美满的爱情和婚姻活活拆散。刘兰芝的“起严妆”使其自搏、刚强、勇于抗争的性格得到了一次集中的体现，面对这样一位内外兼美的女性，读者不能不肃然起敬。
3、截取“有包孕性的片刻”，隐现女主人公的人情美?
诗中这一节构思精巧奇特，艺术效果强烈。作者截取了“严妆”这一生活中“富有包孕性的片刻”(钱钟书语)，把刘兰芝的外貌美和性格美推到了极致，同时在特定的情境中隐现刘兰芝的人情美。“严妆”本是心情愉快或外出走亲访友时才有的举动，兰芝被婆婆遣归，心中苦涩、愤懑，本无心绪梳妆，但她对仲卿一往情深，两人“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现在不得不分离，而且可能“渠会永无缘”，不是永别却痛似永别的分离怎能不使人柔肠寸断？在离开焦家的最后一刻，她要把自己最完美的形象留下来，让仲卿、小姑能时时想念起她。当兰芝强压内心的摧伤，貌似平静地对镜梳妆时，多少对仲卿的无言的深情蕴含其中。“此诗乃言情之文，非写义夫节妇也”(《汉诗说》)，看来前人也注意到《孔雀东南飞》表现的主要是焦刘的爱情。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兰芝上堂拜辞焦母，谦恭的态度，以德报怨式的“念母劳家里”的关怀，都显示出刘兰芝是一个心地善良、有涵养，知人情的女性，而与小姑作别时，“泪落连珠子”，“严妆”时强忍住的悲伤像决提的长江大河之水，倾泻而下。一个真性情的刘兰芝跃然纸上，读者不禁为之一掬同情热泪。?
三、结束语?
《孔雀东南飞》自问世以来，就以其深刻巨大的社会意义、思想意义和高超的叙事技巧和艺术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诗中刻画的刘兰芝形象更是成为女性美的象征。本文通过叙事结构和细节刻画这两个角度，再一次从宏观与微观上深切体会到了《孔雀东南飞》的叙事特色和艺术魅力；由此可见，《孔雀东南飞》得以与《木兰诗》并称为“乐府双绝”实乃名副其实。
问题一：什么是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名词源于希腊文Symbolon，它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是指“一块木板（或一种陶器）分成两半，主客双方各执其一，再次见面时拼成一块，以示友爱”的信物。几经演变，其义变成了“用一种形式作为一种概念的习惯代表”，即引申为任何观念或事物的代表，凡能表达某种观念及事物的符号或物品就叫做“象征”。它与通常人们用的比喻不同，它涉及事物的实质，含义远较比喻深广。是19世纪末在英国及西方几个国家出现的一种艺术思潮。?
问题二：象征主义和后象征主义的区别 前象征主义主要是指：19世纪后半叶产生于法国的诗歌流派.
代表人物是：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
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应和》首次提出著名的象征主义“应和”论.认为自然界万物互为象征,组成“象征的森林”,而人的诸感官之间亦相互应和沟通,最重要的是人的心灵与自然界之间也是互为应合、交流的,诗就是这种象征、应和的产物.故该诗被誉为“象征主义的 *** ”.前期象征主义随着1898年马拉美的逝世而告终.
瓦莱里以音乐化为核心的象征主义诗论
保尔?瓦莱里（1871-1945）,法国人,1912年出版《旧诗集存》,1912年发表长诗《年轻的命运女神》,1922年出版诗集《幻美集》,其中《海滨墓园》标志着其诗歌创作的顶点.主要理论著作有《尤帕利诺斯》、《灵魂与舞蹈》、《文学杂集》和三本续集.
象征主义的现实存在
第一,象征主义追求高于现实世界的丰富心灵世界及其内在生命力.
象征主义诗人视现实世界为可鄙的、不真实的,他们力图超越现实而进入超验的心灵世界和“内在生命的实体”,他们感到真切存在的只是“大自然和生命的某些面貌以及人类的某些作品”所赋予的 *** ,使人能从中汲取“珍贵的感觉、无限丰富的思想以及思想、情感、严谨的幻想的奇妙组合,还有与神秘相连的 *** 和活力”,并孕育出“应合”的象征主义诗作.
第二,象征主义追求一种“创造读者”的自由的艺术创新.
象征主义诗歌要选择趣味高雅的读者作为对话人,同时要通过形式的探索和实验,打破读者旧的审美习俗和惰性,培养和“创造”出有创造性的新读者.
第三,象征主义诗人虽有文笔、手法、见解、感觉和写作方式及美学理想等许多方面的差异,但他们之间在精神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与强大的凝聚力,即他们反对只写人类的共相与普遍性,而高度重视个性、个体的内心活动与反应,人之为人的独特性,力图重建个体的精神史.
象征主义的界定：音乐化
首先,音乐化是指诗的语词关系在读者欣赏时引起的一种和谐的整体感觉效果,也即语词与人的整体感觉情绪领域的某种和谐合拍的关系.
他说：“诗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某些文字的组合能够产生其他文字组合所无法产生的感情”,这就是“诗情”,而所谓“诗情”,是“一种兴奋和迷醉的心情.它是由于我们的某些内在情绪,肉体上的和心理上的,与某些引起我们激动的环境（物质的或者理想的）,在某种程度上的吻合而引起的”,作为“诗的艺术”,就是要用“语言手段”“引起类似的心情和人为地促进这种感情”,也就是使“语言结构”与“诗情”达到一种默契与和谐.诗人就是要通过个人的努力从“全部广泛的日常语言”的“杂乱无章的混合体中汲取”成分,“用最平常的材料创作出一种虚构的理想秩序”,这种诗的语言,“能够创造诗情世界”,能够使人“恢复”诗情,“并直至人工地培养这些感觉官能的自然产物”,也即使诗的语言与诗的感觉、心情达到高度的和谐.
问题三：西方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 现代主义文学中形成最早、时间最长和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
象征主义文学的特点：
1、强调主观真实，并将象征作为主要创作手法，因而得名象征主义。
2、运用联想、暗示、烘托等手段来表现主题，并大量***用象征联想来激发创作灵感。
3、强调感觉的移借。
4、追求诗歌的雕塑美和音乐美；追求形式的工整和音韵的和谐。
象征主义文学是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并于20世纪初期扩及欧美各国的一个文学流派，是象征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体现，也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核心分支，主要涵盖诗歌和戏剧两大领域，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西方主流学术界认为象征主义文学的诞生是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水岭。
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和美国诗人爱伦?坡是象征主义的先驱。尽管“象征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886年，但波德莱尔和爱伦?坡早在19世纪中叶的创作就最初涉及到了一些象征主义的理念。
概述
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法国正式打出旗号的象征主义是对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和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反拨。在象征主义者看来，实证主义只知机械的论证实际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自然主义则侧重遗传和环境对人性形成的影响，这些都无法揭露艺术的本质。象征主义者们主张发掘隐匿在自然界背后的理念世界，凭个人的敏感和想象力来创造超自然的艺术。尼***、弗洛伊德和柏格森的思想可以看作是象征主义的哲学基础。
象征主义者在题材上侧重描写个人幻影和内心感受，极少涉及广阔的社会题材；在艺术方法上否定空泛的修辞和生硬的说教，强调用有质感的形象和暗示、烘托、对比、联想的方法来创作。此外，象征主义文学作品多重视音乐性和韵律感。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文学思潮，象征主义在各个国家、地区的发展特征不尽相同，这涉及到各个国家民族气质、文化传统以及作家个人气质等等复杂因素。法国的象征主义比较精纯，而英美的象征主义则显得比较驳杂。象征主义文学在诗歌领域内的成就最高，诸多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都可被归于象征主义诗人之列。此外象征主义在戏剧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先驱者：波德莱尔和爱伦?坡
美国诗人爱伦?坡的理论和创作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诗歌创作原理》中倡导反自然、反说教的诗学主张，并强调形式美、暗示性和音乐性，可以看作是象征主义的理论滥觞。
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1857）则可以看作是第一部具有象征主义特质的诗作。在《恶之花》中，波德莱尔用肉感的笔调描写病态的 *** ，歌颂“心灵与官能的热狂”，但也表达对光明和理想的追求。在文学史上，《恶之花》可以看作是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之间的过渡作品，仍然袭用传统的诗歌韵律，仍然依靠修辞的作用。但这却是第一部以城市和社会中的人性之丑恶作为审美对象的诗作，表达了现代人在社会丑恶中焦虑、烦躁的状态。
前期象征主义：魏尔兰、兰波、马拉美
继波德莱尔之后，19世纪70、80年代蜚声法国诗坛的保尔?魏尔兰（1844－1896）发扬了象征主义者强调诗歌音乐性的一面。魏尔兰在其《诗的艺术》（1884）中主张：诗歌应该首先具有音乐性，那是流动的、朦胧的、清灵的；选词上要求模糊和精确相结合；要色晕而不要色彩；不要格言警句、插科打诨类的东西。总之，诗歌要追求一种弥漫渗透的气氛。
魏尔兰的诗作亲切自然，韵律之美妙在象征主义诗人中独树一帜。代表作品还包括《三年以后》（1866）、《白色的月》、《狱中》等等。
70年代初曾一度和魏尔伦发生同性恋情的诗坛奇才阿尔蒂尔?兰波（1854－1891）为法国象征主......>>
问题四：汉语言文学，外国文学专题，论述题，什么是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文学
A、历程：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在19世纪中叶独步文坛，标新立异的奇才，以惊世骇俗的诗集《恶之花》(1857)和数十篇见解独特的文艺批评，赢得了巨大声誉，被誉为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共同先驱。(1)他把丑与恶升华为艺术美，为后人表现社会的病态美开辟了道路。(2)他把诗歌从大自然拉进大都市，以其独有的角度深入描写畸形变态的巴黎生活，为诗歌创作拓展了一个新领域。(3)以其“通感”理论，为象征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感应》一诗，把世界看成是象征的森林，认为主客观之间、人的各种感官之间，都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70年代，象征主义在法国崛起，一批苦闷彷徨、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而又情感纤细、才思敏捷的青年，组成了许多文学团体，出版了许多文学刊物，他们转向内在的世界寻求真实。1886年莫雷亚斯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使这一新的流派得以定名。
B、理论：反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力图重新把握文学的特征，努力探求主客观之间的契合点，因而，“通感”便成了象征主义的理论基石。他们认为，在可感的客观世界深处，隐藏着一个更为真实的、真正永恒的世界，人们只有凭本能的直觉才能领悟。而艺术地传达出这种秘密便是诗人的最高任务。真正的诗人，有不同于常人的感知力，能够深入把握光怪陆离的自然和人生，达到物我相通的境界，创造出神韵独特的艺术。
C、风格特色：蒙胧美和神秘色彩。多象征、暗示、隐喻，诗意飘忽，半明半暗，留下更多品味余地。另外，对音乐的追求，使诗歌富于乐感，内在韵律的丰富，更增添了诗歌梦幻般的诗意和多义的魅力。
D、代表作家：(1) 保尔?魏尔伦 (Paul Verlaine ,1844-1896)，法国著名的象征派诗人。60年代开始写诗，深受帕尔纳斯派影响，第一部诗集《感伤集》(1866)，便显示了他以暗示手法表达复杂感情的才华。1871年，他结识诗人韩波，次年一起前往伦敦、布鲁塞尔等地，其间创作的《无言的罗曼斯》(1874)是他最成熟之作，音乐性、暗示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另有诗集多种。他的诗作，情绪忧郁，韵律讲究，于朴实流畅的诗句学面，隐含着人生的苦痛和悲凉。
(2) 阿尔多尔?韩波 (Arthur, Rimbaud,1854-1891)，是最具反叛精神的一位象征主义诗人。他的创作期只有五年(从16岁到20岁)，留下的作品只有140电首诗歌和两部散文诗，但他的地位不可动摇。他认为诗人应是“通灵者”，其任务是通过感觉的“错位”去探求神秘的“未知”。他的《元音》、《文学的炼金术》等诗，形象地发展了波德莱尔的“通感论”，而代表作《醉舟》《黎明》等，以瑰丽的想象、巧妙的“通感”脍炙人口。
(3) 斯蒂芬?马拉美 (Stephane Mallarme,1842-1898)，象征派的泰斗。他潜心研究诗论，写有《音乐与文学》等论著。他是“纯诗”论者，诗歌形式极为严谨，强调音乐性，认为诗人的任务在于以奇异的手法去揭示平凡事物背后的“绝对世界”。他的诗作不多，但构思精巧、思想深邃，而又晦涩难解、充满梦幻色彩。著名的有《牧神的午后》(1876)、《骰子一掷绝不会破坏偶然》(18***)。马拉美被公认为象征派领袖，还因为他在巴黎罗马街五号的寓所，持续十年举行“周二聚会”，座上客有纪德、瓦雷里、克洛代尔，以及英国的王尔德、比利时的维尔哈伦、德国的奥格尔格等。90年代，这一聚会解体，标志着象征主义运动的衰亡。
附 :后期象征主义
一、什么是象征：
象征（Symbol），在古希腊是指“拼凑”、“类比”。最早......>>
问题五：为什么说象征主义认为艺术是综合的 把这种诗歌和中国古诗相比，可以发现是和中国诗歌风格最近的一种，既重情感又重修辞，而不是大片的铺叙故事。西方诗歌和他们的***一样，都有个写实传统。从荷马的伊利亚特，到神曲，到浮士德，到莎士比亚，无论是虚构还是事实，西方诗歌离不开长篇累牍的讲故事，而很少纯粹的抒情和写感觉。就像我们的叙事***不发达，他们的主情诗歌也不发达。但是东西方文学的美神都会逐渐光顾那些荒芜地带。晚期从写实诗歌的窠臼脱离出来，也是西方诗歌的一个必然，而象征主义的纯情，与有功焉。
简介
祖父姚僧垣“少好文史”，还“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①。曾多次治愈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疑难病症，得到赏赐颇多。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至于边地和外域都前来求医。僧垣“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②。姚察、姚最兄弟就是靠这种较充裕的收入，游历求学，购聚图书，见闻日益广博。姚察十三岁时就显露出才华，“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③。姚察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保持终生，即使在当了陈朝吏部尚书以后，仍大力寻求天下图书，遇到没见过的书即马上抄录下来。他聚书多达万余卷，并都阅读过①，为梁、陈、隋之际公认的著名学者。隋平陈以后，隋文帝杨坚也以能得到姚察而高兴，他对臣下说：“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②姚察的著作很丰富，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1卷，还有《文集》20卷，并行于世。此外，还有未撰成的梁、陈二史。 p="">这样的家学传统，对姚思廉有良好影响，少年时就喜好史学，不仅聪颖，而且勤奋学习，除了读书，再没有其他嗜好，甚至从不过问家人的生计状况。
三朝仕宦姚思廉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统一之际，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陈时，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转会稽王主簿。入隋后，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室，寻除河间郡司法。入唐后，授秦王府文学，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贞观九年（635年）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在仕途上还较顺利。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乘农民大起义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长安。这时镇守长安的是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姚思廉正任职于隋朝，为代王侍读。李渊率兵占领长安后，代王府僚属都惊骇走散，唯独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离左右。唐兵涌入王府，思廉大声呵斥道：“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得无礼于王。”正往里冲的众兵将闻听此言十分惊愕，见思廉独自一人伴随代王而面无惧色，心中也觉钦佩，于是纷纷停立在大堂台阶之下。李渊闻知，于是准许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顺阳阁后，思廉才哭泣着拜辞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称他为“忠烈之士”。李渊、李世民父子由此便赏识和重用姚思廉。李渊称帝后，即授思廉为秦王文学。秦王李世民开文学府，招揽一些有文武韬略、兼通文史的博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褚亮、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亲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学士”之一。
武德年间，李世民曾率军赴鲁南征讨徐圆朗，战争间隙，他与人议论起隋朝事，谈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护代王之举，感慨叹道：“姚思廉面对利刃而显示大节，即使古人也很罕见。”当时思廉远在洛阳，于是李世民专派使者带帛三百段赏赐思廉，并附信说：“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这是很不寻常的优礼之举。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并命文学褚亮各为赞语，对思廉的评价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①。从史学才能和政治节操两方面对思廉作出褒奖。“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当上太子，思廉也随即升迁为太子洗马。
姚思廉对于政事“直言无隐”，督促太宗勤于国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旧人，许可他随时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思廉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充分发表自己对政事的见解，“展尽无所讳”②。有一年夏天，唐太宗准备往九成宫避暑，思廉劝谏说：“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辞恳切尖锐。唐太宗只好下谕解释说：“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为奖赏姚思廉的直谏，赐帛五十匹。姚思廉去世后，唐太宗深为哀悼，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号“康”，特准许葬于昭陵。
撰梁、陈二史姚思廉的一生，除了政治上有所作为，主要建树是在史学方面。
隋大业五年（609），姚思廉奉炀帝之命，与起居舍人崔祖F修《区宇图志》，这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共250卷。
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叙述唐修国史情况时指出：“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①。这是武德、贞观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纪传体国史。由于思廉修这部国史是在贞观初，因此推知其内容应是“武德朝”史。这部国史的本来面目已无法窥见。唐高宗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与令狐德弊杭武德、贞观二朝史为80卷，显然，思廉所撰的国史为其奠定了基础。
姚思廉费时数十年撰写的重要史著，当推继承父业而成的《梁书》、《陈书》。其父姚察不仅以文知名，而且潜心于修梁、陈二史，他在梁、陈、隋朝都任过史职，参与过国史的修撰。并且在陈宣帝时开始修前代史——梁史。陈亡入隋后，开皇九年（589），隋文帝诏授姚察秘书丞，命其撰梁、陈二代史。这样，在官方的支持下，姚察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编纂工作。大业二年（606）姚察去世，二史尚未修成。在临终时他将修撰体例交给儿子，嘱他继续写完。思廉哭泣着接受了父亲的嘱托，从此，就开始了续撰工作。经内史侍郎虞世基奏闻隋炀帝，从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唐初，曾两次诏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参予撰修工作。第一次是武德五年（622），唐高祖诏修前代六史，对梁、陈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Q、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没有成功就作罢了。第二次是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正月，《梁书》、《陈书》与同时所修《北周书》、《北齐书》、《隋书》一起修成上进。
梁、陈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续而作。魏徵也在贞观初参与了修撰。那么，姚思廉对梁、陈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从书中史论的署名上大体可见端倪。《梁书》有三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当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陈书》有一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一篇（兼补充史实）；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数字可大体看出，就《梁书》而言，姚察与姚思廉所撰基本相当，而《陈书》，则多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监修身份加以指导，共写了三篇论。虽然姚察有开创之功，但思廉对梁、陈二书的贡献是最大的。从撰述数量上看，思廉明显多于姚察，而且，思廉在贞观初奉诏修史，又要根据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对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动。思廉对梁、陈二书是有续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没有思廉的竭尽全力，这两部史书就很难问世。因此梁、陈二书题姚思廉撰，世人从无异议。这两部书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学思想和文风特点。
撰史之风从梁、陈二书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优点和不足。
注重史料价值《梁书》56卷，记载了梁天监元年（502）至陈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历史。《陈书》36卷，记载了陈永定元年至祯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两部书是关于梁、陈二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思廉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注意对史料博***善择。二史对比，关于梁史可资参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约《武帝本纪》14卷，周兴嗣《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普通北伐记》5卷，谢吴（或作谢昊、谢炅）《梁书》49卷，萧韶《梁太清纪》10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卷等①。梁亡后，著梁史的有：许亨《梁史》53卷，姚察《梁书帝纪》7卷，刘[、何之元各撰《梁典》30卷，阴僧仁《梁撮要》30卷，姚最《梁后略》10卷等。关于陈史可资参考的著述略少，有陆琼《陈书》42卷，赵齐旦《陈王业历》1卷，顾野王、傅f各撰《陈书》3卷。《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类，还有不少有关梁、陈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为梁、陈史官，可以接触到梁、陈二代国史，因此，梁、陈国史也是修梁、陈二书的重要依据，在书中有多处显出国史的痕迹。
梁、陈二书较多地保存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如发生在齐的唐■之起义，赵续伯起义，乐宝称、李难当起义，帛养起义，雍道起义，程延期起义。发生在梁的焦僧护起义、始兴起义、吴承伯起义、徐道角起义、姚景和起义、会稽起义、鲜于琛起义、李贲起义、刘敬躬起义、王勤宗起义、胡通起义等。
梁、陈二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奏表、书札、文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两诏，透露了梁代***、阶级压迫严重的事实。《陈书·章华传》载章华上书，反映陈末严重的社会危机。
《梁书·诸夷传》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和一些外国历史的记载较详，有其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梁、陈时代佛教兴盛，中外僧人往来增多，加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参据的史料也就相应丰富。
姚氏父子并有文名，为时人所重，思廉对文化亦有特殊的兴趣，梁、陈二书卷数不多，文化史料却颇多。思廉多为学者立传。《梁书》的《儒林》、《文学》两传就为四十二名学者立传，另外《处士》传中也多记学者。《陈书》的《儒林》、《文学》传，也为三十一名学者立传，还有些学者另外立传。著名学者如范缜、锺嵘、刘勰、阮孝绪、裴子野、顾野王、沈约、徐陵等人，都有内容较详的传，他们的事迹及学术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较多地记载了史学史方面的宝贵资料。梁、陈二代较知名的史家都有传，并录其著述，有时略加评论，或注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梁、陈二代，佛教极为兴盛，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如实记载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书·武帝纪》记述梁武帝数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赎回。《陈书·傅f传》记傅f笃信佛教，收录其关于佛教的论辩文章《明道论》，长达二千五百余字。《梁书·范缜传》叙范缜“卓越不群而勤学”，“盛称无佛”。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传中收录了《神灭论》这一篇幅较长的哲学史、思想史的珍贵文献。这篇论文对佛教泛滥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恶果给予了深刻揭露。“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较形象地刻画了范缜大无畏的战斗者形象。
文风朴实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其语言通晓简练，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骈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过分强调音韵对偶。这种 *** 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就史书而言，唐以前的《宋书》、《南齐书》，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贞观年间所修《晋书》，其论赞仍喜用骈文。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做法，代之以朴实、准确的散文。清人赵翼对《梁书》的散文大加称赞：“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①。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但韩愈（768—824）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了。
姚思廉仿司马迁笔法，常常引用当时口语，既能反映时代特点，又能使文字活泼通俗。如《梁书·侯景传》记僧通与侯景对话：“僧通取肉h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臭。’”思廉运用语言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使人物语言个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经历、环境，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如《梁书·曹景宗传》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动。思廉还在梁、陈二书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文风的见解，如在《梁书·简文帝纪》、《梁书·裴子野传》、《陈书·蔡景历传》、《陈书·江总传》等，都推崇古文，批评浮艳文风。
叙事简严思廉叙事不好铺张，行文简洁。他不轻信奇闻异事，不好***琐事入史。李延寿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寿，一般说来延寿所见之修史资料，思廉也能够见到。但延寿作史多***入琐言碎事和神鬼怪异事，而思廉不***或极少***，可见二人识见之差别导致史笔之异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一连举二十余例说明《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
但是，这两部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隐讳，如《梁书·敬帝纪》和《陈书·刘师知传》都不载陈武帝指使刘师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饰，在叙及梁代齐、陈代梁史事时，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禅位诏、策、玺书等虚伪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传现象。另外，《梁书》不为萧立传，使后梁事失载，是一大缺陷。思廉还不重视科技，甚至在为父姚察作传时隐讳其祖父姚僧垣以医术知名。梁、陈二代科技方面史实记载甚少。
其他相关史学思想姚思廉的史学思想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一、是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修史，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而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继承和发扬。
《陈书·何之元传》中记述何之元修史事较详，并录其《梁典序》，称何“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垂鉴戒”，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定褒贬”，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力图“敦励风俗”。
姚思廉写人物很注意褒扬或贬斥，以期用著史来影响世风。他为良吏立传，注意突出各人的特点。如《庾荜传》叙其生活俭朴，为官廉洁；《沈r传》叙其执法严明；《孙谦传》叙其体恤民情，重视生产；《何远传》叙其抑富扶贫。为“悖逆”之人立传，均置于全书末尾，以示贬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姚思廉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如何，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①，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他在《梁书》的第一篇史论中，就鲜明指出，梁之亡国，“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他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他指出齐末政治昏乱，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接着又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总结萧衍晚年之失。②陈太建九年（577），陈派将军吴明彻率军北伐，被周军打败，“众军皆溃”，明彻被俘，病死于长安。姚思廉认为，“金陵虚弱，祯明沦覆，盖由其渐焉”③。他把吴明彻吕梁之败与祯明年间陈亡于隋联系起来考察，这种原察始终的方法是有一定识见的。陈亡的起因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吕梁之败，但思廉能够认识到，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陈亡的萌芽显现较早，属于人事问题，这就是对天命的否定。思廉还进一步分析吕梁覆师的原因。他指出，陈宣帝初即位时，命将出师，开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后则失之于骄傲，“享国十余年，志大意逸，吕梁覆军，大丧师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④。姚思廉也有个别论述未完全摒弃天的作用，如论述侯景、王伟成篡盗之祸，在《陈书·后主纪》述陈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并举，这说明，由于封建皇朝宣传方针的制约，思廉不可能在头脑中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