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一时的陕西第一大案_陕西大案要案

2002年9月11日，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一栋居民楼三楼的住户家中下水道堵了，漫出来的臭水恶气熏天，敏锐的直觉促使住户赶快报了警。

经验丰富的刑警很快发现了不对，从下水道掏出的碎肉混合着毛发，一眼看不出是什么。在场的刑警都想到了一个可能，但谁也没有说出来。检测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真的是人肉！

报案的居民听到是人的尸体忍不住当场吐了出来，除了生理上的折磨，那更是心理上的折磨。警方马上对整栋住户进行排查。

发现租住在该楼顶层的杨树彬、张玉良等人的嫌疑最大。但此时犯罪嫌疑人已经望风而逃，随即警方在网上发出通缉令。

自2002年案发到2012年，十年间多名犯罪嫌疑人被捉拿归案，但主犯杨树彬却逃之夭夭。该犯罪团伙具有反侦察意识，异常狡猾，很快便在 社会 上销声匿迹，警方多次排查也都石沉大海。

直到这年8月份，警方进行网上在逃犯罪嫌疑人筛查的时候，无意之间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案件通缉中的嫌疑人杨树彬、吴宏业竟然自己从小便是邻居的“发小”，于是迅速对这些人开展调查。

根据线索，警方发现四名在逃嫌犯“杨树彬”、“张玉良”、“戟红杰”、“吴宏业”等人将户籍迁到了内蒙古包头市，纷纷造了***的身份，成了“王学兵”、“王学国”、“马海燕”、“王华炎”。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为换个身份来到其他城市就可以继续逍遥，但被的死者记得，办案的刑警也记得。正当四人以为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时，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高悬于每个人的头顶。

随后，哈尔滨警方制定了严密的捉拿***，于11月2日上午火速赶至包头市，将四名犯罪嫌疑人先后抓获。

在诱惑背后，毒蛇露出了它的尖牙；纤柔的风尘女子身后，是张开的死亡之网。该犯罪团伙主要选择女性陪侍人员，以美色吸引男性独身一人至出租屋内。

早已埋伏在屋内的数人便趁机将受害人制服，勒索钱财，赃款到手之后，老大杨树彬心狠手辣，狡猾谨慎，受害者很少能留下活口，均被后再肢解，将尸体块抛到河里，或者切碎冲入下水道。这是一个以女色设下的陷阱。

通过审讯警方发现，从1998年到2004年间，该组织流窜于深圳、台州、吉林市等地，多次勒索，共肢解受害人10名，并实施多次抢劫，赃款多达数百万。

对主犯杨树彬的单独审讯揭开了更深的罪孽。早在1993年，杨树彬、刘卫军、李江涛在哈尔滨一个 场所内与人争执，持械伤人，当时刘伟军和李江涛被捉拿归案，杨树彬却一直逃匿，开始了其犯罪道路。

从1998年开始，杨树彬谋划实施了一系列的勒索案件。其逃亡了数十年，直到2012年被捉拿归案。逃亡期间与同犯戟红杰结婚生子，被捉拿归案的时候，孩子已经5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判决，戟红杰、吴宏业已被判刑，杨树彬和张玉良于2016年11月2日被核准执行。

随着枪响***落地，法律的权威得到了维护，罪恶之花被铲除。这起系列抢劫、碎尸案最终落幕。

主要有的就是冤***错案，审案，判案，定案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应杜绝饮酒，绝不能在办案，审案，判案时饮酒，不承认办案，审案，判案时饮酒了不行，那么冤案，错案，***案是怎么造成的得说出来使人信服的理由来。

最近发生的几起恶性案件，就让人发人深思。一个是南方的一户人家做生意的，他们家挺有钱，很风光，是开厂子的。为什么欠人家的钱，为什么不还呢？另一个黑龙江某地农村。有几户养牛的农户人家。其中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人，就把几个养牛的这几家。杀了几个人？这俩个很让人不解。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么极端的事来？报案了吗？得到解决了吗？这一系列的问题值得大家去好好的，想一想。我觉得他们也不想死。可能是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这种极端的事来。

中学生抢劫无恶不作，让人寒意顿生。有一年夏天，我们这里连续发生了好几起尾随入室抢劫的案件。最后通过公安人员的不懈努力，终于破案。结果却让人大跌眼睛，犯罪嫌疑人竟然是我们本人职工的孩子，一个高一的学生。其实说起来，这个孩子的家长有很大的责任。高中生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她的母亲是个水性杨花的人，婚内出轨，被高中生的父亲抓了个现行，在被暴打了一顿后，高中生的母亲就被赶出了家门。可是，这个女人脸皮也够厚的，她不仅不思悔改，而且还和几个男人眉来眼去，整天浓妆艳抹招摇过市，所以成了别人口中浪人的代名词。高中生的父亲是个粗暴简单的人，不仅酗酒成性，而且还爱打***，整天一宿一宿不回家。父母离婚后，高中生就跟着父亲生活，也许从小就缺少家庭的爱，这个孩子非常内向，走路说话总是低着头。过了一段时间，高中生的父亲又结婚了。高中生这个后妈虽然没有正式工作，但也爱好打***，同时也非常喜欢养狗。结婚后，她大大小小养了三只狗。但她忽略了别人的感受，高中生的父亲当然没有意见，下班后，他除了打***，喝酒，有时间还饶有兴趣的逗狗溜狗。可是，高中生心里就很不乐意了，他对这个新进家门的女人本来就缺少感情，再加上这三只整天汪汪叫，臭烘烘的狗，更让他难以忍受。于是，有一天晚上，他趁两个大人出去打***的机会，就把那三只狗牵到公园里的一个角落里拴在了树上。等到两个大人打***回来，发现狗不见了，女人嚎啕大哭就像死了亲娘一样，男人立刻猜到是高中生搞的鬼，不分青红皂白，他就把高中生***打了一顿，并逼着高中生去找狗，并威胁高中生：狗什么时候找到，你什么时候才能进家门。被逼无奈，高中生只好去公园里想把狗再牵回来。这时天已经晚了，公园里已难见人影，高中生到了原先拴狗的地方，一看傻眼了：三只狗不见了。高中生有点心虚，就在公园的角角落落找了起来，忙活了一个多小时，不仅狗没有找到，而且还让人骂了一顿。原来一对谈恋爱的小年青正躲在人少的地方说悄悄话，不想被高中生撞到了。男青年就怒不可遏地骂了高中生几句，高中生本来心里就委屈，就顶撞了起来，男青年就要打高中生，女青年忙拉住男青年，没好气地说：和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虫较什么劲，一看就是一个有人生没人养的倒楣蛋。女青年又对男青年说：天不早了，今天家里就我一个人，你早点送我回去吧。女青年的一席话深深激起了高中生心中的愤怒，他远远跟着这对男女青年向生活区走去，当男女青年分手后，他尾随着女青年，当女青年掏出钥匙打开房门的一瞬间，他从背后把女青年推倒在屋内，并用手紧紧捂住女青年的嘴，女青年挣扎了一会就晕了过去，高中生这才把灯打开，翻箱倒柜找到了一些财物，当他正准备逃走的时候，不想女青年恰在这时醒了过来，她指着高中生说：你不是公园那个人吗？高中生一看女青年认出了自己，而且看清了女青年为了约会专门浓妆艳抹的脸，他刹那间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那个让他生活在耻辱中的女人，他恶向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就扑了上去，活活把女青年掐死了。后来，这个高中生又如法泡制，专门尾随那些浓妆艳抹的单身女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又连续做了两起案件。案件侦破后，人们再见到高中生的母亲时，她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脸上的浓妆也不见了，好象变了一个人。高中生的父亲狗也不养了，***也不打了，只是酒还照样喝，他整天醉话连篇，但人们连一个字都听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话。

这个由32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从诞生到灭亡仅四年的时间，但却做到了坏事做尽的十恶不赦的地步。对人民、 社会 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危害。 2000年就是这个万恶的犯罪团伙覆灭的日子。

提到这个犯罪团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领头人”——郑卫国，陕西省人， 1989年便因***罪进过监狱，6年，1993年6月被***释出狱 。1996年，萌生出了伙同释放人员及 社会 闲散人员在长安县库峪开***金矿。

本是件挣钱的好事，可他们一伙人却起了歪心思，勾结在一起，抢矿石，讹矿主，打群架动刀子，什么不好做什么，在当地成了比较有名的***。

并不安守于一方势力，便伙同乔一心成立了长安嘉成土方有限责任公司，但这个公司并不是什么正经公司，而是一个以郑卫国和乔一心为首的从事不法勾当的组织团伙。

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无法无天、作威作福好不快活，1998年7月18日，郑卫国手下与酒楼老板刘柏利起冲突，便派人给手下出气。他们将刘柏利劫持到野外，仗着人多势众，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四肢、头部甚至全身损伤严重，殴打完后将他扔到省肿瘤医院旁边的路上，对他不管不顾。第二天被人发现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参与殴打刘柏利的两个郑卫国的手下赵卫强、张文群怕东窗事发，赶紧携款逃跑，并威胁郑卫国如果不给他们钱补偿，就报警，郑卫国听后便萌生了的念头。

先是哄骗二人来到何家营鱼塘，暗中埋伏的人先是将赵卫强勒死，又用斧头等利器将张文群及其女友杀死，处理好后将三人尸首埋在鱼塘边。

19***年1月，郑卫国对邻矿赵小锐能生产出矿石而产生了嫉妒的心理，声称赵小锐将自家守矿的何海峰震伤，向他勒索矿洞，赵小锐无财无势只能被迫同意。

1998年3月25日，更是指使手下吕长江等将当地另一团伙的成员张开旗抓住，没有理由直接棒打他，将受害者的四肢打残。

不光郑卫国穷凶极恶，甚至他的手下在他的势力下也开始无法无天了。卢长均同柳小建等人策划入室伤人***，将卢文军夫妇打伤。其手下王东等人故意伤人不说，还成为有理的一方将在酒馆的李汗青头面部打伤，甚至于前来调节矛盾的干警打伤。手下马新超与村民花某差点发生***，直接对他拳打脚踢直到骨折才作罢。

不光惹了郑卫国的会遭殃，甚至平白无故多年前的恩怨，他也会想方设法逞一时之快。在期间曾结下过梁子的李卫忠，就遭郑卫国恶意毒打不说甚至非法囚禁1月有余，如果不是李卫忠机智得以逃脱，后果不堪设想。

其手下庞爱社想独揽当地的沙石拉运，将与发生过口角的张文辉在火葬场门口等地，不光打骂甚至开水浇烫全身，残忍至极。

终于警方在2000年6月16日将其犯罪团伙一网击毙，全部逮捕归案。

2001年9月11日上午，***判处郑卫国、张占平、马新超、吕长江这些团队主犯***，立即。

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任何妄想钻法律的空子，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最终都不会得逞，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在一开始小错小闹的时候，就应该第一时间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及时改正，而不是一步错步步错，将错误逐渐放大，最终成为这样无法挽回的后果。

在犯罪的过程中， 犯罪分子草芥人命，将生命视为草芥，严重威危害了人们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最终也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随着美国七十年代朋克文化的兴起，我国九十年代也开始风靡起这种颓废文化，所谓朋克，是指诞生于英国的一种反摇滚音乐，其诞生之初就奠定了其反叛、另类的性质。

但在我国引入这种文化之始，很多人尤其是正处叛逆期的青少年学生，并不懂得这种文化的真实内涵，而是单纯地认为只要是打扮另类，做事与常人不同的就是朋克，反正就是要和长辈们格格不入即可。

在这样的环境氛围的催生下，那个年代涌现了一批批带耳环、打耳钉、穿着奇葩的朋克少年，其中还有一些更是做出了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行为，例如以下这个案件，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学生舔痰案。

2006年11月30号晚，北京市石景山区礼文中学学生张小刚，正在操场上玩手机，这个时间本来是学生们自习的时间，可是在张小刚这个朋克圈子里，学习那是不可能的事，朋克文化是不可能向教育屈服的，所以张小刚明目张胆地玩手机，并不畏惧。

此时政教主任杨玉秀正在巡视班级，突然发现了张小刚没有自习，反而肆无忌惮地玩手机，杨玉秀很生气，在她七年的执教生涯里，张小刚无疑是她最难对付的问题少年，不但经常在学校闹事，还和老师吵架，最后把老师也逼得辞职了，加上他又是学校朋克圈子的***，两种文化的剧烈碰撞，终于酿成了这次案件。

杨玉秀走到张小刚面前，让张小刚把手机交出来，可是张小刚一言不发，既不交出手机也不***室，就这样和杨玉秀对峙着，不过想来也是，张小刚毕竟还是个中学生，之前因为闹事已经被很多学校拒收了，难得现在礼文学校肯接纳他，张小刚本人还是希望能好好学习的，何况他的胆子也没大到和政教主任直接开干的程度。

可这样僵着也不行，杨玉秀于是提出让张小刚和她一起去德育处，结果张小刚一个气上来，瞪了杨玉秀一样后，往地上吐了一口痰，之后的剧情发展让人意想不到，杨玉秀要求张小刚将地拖干净，可是张小刚直接说： “我舔掉行吧” ，说完就直接跪下去把痰舔掉了。

当时在操场上还有很多学生和各级主任、老师在看着，虽然杨玉秀和张小刚两人都没有公开舔痰这件事，可纸包不住火，“舔痰***”迅速在学校传开，并报上了媒体，张小刚被勒令退学，其父母以学校处理不当，给未成年人造成身心伤害，将杨玉秀告上了法庭。

由于过去的思想固守，媒体基本都偏向于张小刚一方，认为老师是学校里的权威，学生只是弱势群体，如此作为，除非张小刚脑子有病，否则就是杨玉秀以言语相激，有“欺辱学生”的行为，经媒体一报道，杨玉秀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当时我国网络开始发达，但网络规范还没完善，在“舔痰案”次年就发生了我国 历史 上第一桩“人肉搜索”案，此前还有“虐猫***”、“铜须***”等网络暴力案，杨玉秀此时受到的指责可想而知，一度甚至想过轻生。

数分钟后，法官宣布再次开审，峰回路转，张小刚要求撤回所有的***，而杨玉秀也说服了学校不再追究，双方从针锋相对到一笑泯恩仇，不过就是短短的五分钟，一句轻轻的“妈妈”而已。案件结束后，杨玉秀以心力交瘁为由，从礼文中学辞职了，而张小刚也继续求学，其间杨玉秀也积极为张小刚入学背书，希望有学校能接纳这个内心善良的孩子。

可是事与愿违，张小刚至今也没有成功入学，几家原本愿意接受他的学校也临时反悔，原因就学生和老师极力反对，他们害怕张小刚这样的异端，虽然扼杀一个学子的前途显得十分残酷，但却可以理解。

“舔痰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可是让人深思的是，学校的教育问题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得到解决，这是文化的代沟，思想的错位，正如七十年代不知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不懂九十年代一样，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垮掉的趋势，可是是任由其垮掉，还是将其扶起来，这是每个时代的老师和家长都要清楚意识到的。

尤其是现在零零年代，他们的思想、精神已经又和我们这九十年代开始出现错位，父母、老师是能够进入他们的思想空间，接受他们的多元文化，填补他们心中的空虚和迷茫，还是崇尚“棍棒底下出人才”的旧有理念，动辄打骂呢？从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学生***案来看，恐怕后一种才是零零后受到的普遍“教育”，这或许又会陷入了“舔痰”时代的错误了。

黄飞山落网记：走投无路的赌徒，向痛下杀手，抢劫后抛尸

因为走上犯罪道路的人数不胜数，他们有的敲诈，有的，有的***，有的。总之，带来的影响能让人走向深渊。

现在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人选择进行各种，作为自己消遣的工具。但是却忽视了的巨大危害，它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会将人吸入深渊。

他们的欲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总是想着下一次肯定可以“回本”，但正是这一次次的尝试，使得自己在这泥潭中越陷越深。

黄飞山就是因毁掉自己人生的人，他因为赌债迫使抢劫，他担心事情会发生，索性将死者尸体进行分尸，抛尸。这种残忍的手段，终究是引起的，他的人生始末是如何呢？

2013年，汕头警方接到报案发现码头有个可疑的行李箱，箱中散发着腥臭味。很多人分析行李箱中装着是尸体。

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出警。警方现场发现，这个行李箱被大铁笼锁着，箱子也被里三层外三层用胶带包裹住。由于凶手抛尸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码头水岸的深度，行李箱便暴露出来。

警察打开行李箱，果然是具尸体。尸体呈卷缩状，从外表看尸体由于浸泡时间过长，全身已经浮肿，身体表面一些脂肪露出，这是高度腐烂的象征。

通过法医进一步勘察发现， 尸体为女性，年纪大约20岁左右，由于整体尸体缺少头颅，尸体很难辨别。脖颈处有很多切痕， 这说明死者被凶手进行了多次砍切，有严重性侵痕迹。

但是通过尸检发现死者曾经做过隆胸手术，通过植入***胸硅胶体，警方很快确认死者身份。死者为阙某，警方很快联系上了女子的父母。

对于阙某的死，作为父母难以接受。死者身份已经确认，警方开始寻找嫌疑人。警方初步断定，凶手死者先 进行劫色，再进行劫财。

因为死者作为***身材优美，凶手进行，通过死者父母叙述阙某身上佩戴的金饰品不见了，这表明凶手也奔着财去的 。

随着调查发现，警方通过死者的***记录发现，前前后后被取了三笔钱，通过监控看，都属于同一个人。通过各街角监控查明，很快将目标锁定在了黄飞山。

根据警察摸查排访发现， 黄飞山平日里喜欢 。因为，欠下了很多巨债。很多的债主都在追查黄飞山的下落。

由于黄飞山的出入不定，也不回家，他的父母更是不知道他在哪里。 因此，抓捕嫌疑人黄飞山给警方造成了麻烦。

黄飞山知道自己，所以非常的敏感，反侦察意识加强。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黄飞山再一次用死者的***取钱时，被警察跟踪，将黄飞山在他的出租屋内抓获。

黄飞山在证据面前交代了过程。因为赌债太多，黄飞山东躲***，通过开“***”养家糊口。

有天夜晚，黄飞山驾车车辆搭载阙某，见 女子身材名牌，各种手势穿戴，看起来极为有钱，并且言语一直在夸耀自己有钱的男友，这使得黄飞山产生了杀意，将阙某抢劫并实施了侵犯。

担心警察发现尸体的身份，将死者的尸体肢解，购买行李箱扔入河中，。而其余部分被他带回出租屋里，水泥浇筑藏匿了起来。

这起案件， 终究是“”、“贪念”惹的祸，因为债台高筑，对于弱势的女性受害者产生了歹念，残忍的抢劫。这起案件让我们再次惊醒“”的危害时，更是惊醒我们对于女性安全的重视，女性在独自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财富不外露，最好是结伴而行，随时通报自己的所在位置，保持警惕心。

第八个嫌疑人故事原型

西汉十一帝陵和东汉十二帝陵都被盗过。

西汉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的鼎盛时代。汉民族就形成于这个时代，汉民族的名称也由此而来。由于秦代仅存在了十五年，因而封建社会各种典章制度的完善、确立和巩固，应该说是完成于西汉。

西汉王朝自高祖刘邦到平帝刘_，共经历了十一个皇帝。除文帝和宣帝分别葬于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原和杜东原上外。其它九个皇帝葬就葬在汉长安城北的咸阳原上。这九座帝陵东自高陵县马家湾乡，西至兴平县南位乡，东西一线排开，绵延百余里。

由东向西依次为：景帝阳陵、高祖长陵、惠帝安陵、哀帝义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昭帝平陵、武帝茂陵。

帝陵的营建如此煞费苦心，却难逃盗劫和兵火。西汉末赤眉军入长安，除文帝霸陵因传说皆以瓦器随葬而未被破坏外，其余西汉帝陵全被盗掘。

东汉末年，董卓胁持汉献帝南迁长安，“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西晋末年，长安饥民又挖开了长安城东南的霸、杜二陵。因此，今日人们所见西汉帝陵，墓冢仍高大雄伟，地下的墓室中恐怕已是面目全非了。

东汉明帝刘庄，是光武帝刘秀的第四子，初封东海公，后立为太子，即皇帝位。在位期间尊奉建武制度，不封后宫之家。为维护边境安宁，多次遣兵出击匈奴，后设置西域都护。他崇好儒佛，在洛阳建了白马寺。

后世皇帝曾为明帝显节陵建制寝殿等。关于白马寺，是明帝所建。传说有一天明帝梦见金光闪烁的一个人，有六丈高，头顶上都是日月的光环，胡神称他为佛。

于是明帝派人向西域寻访，得到了经像。当时是由白马驮经而来，因此得名白马寺。明帝死后，起祗园在陵上。陵上可能置有佛教建筑。由此可想而知。当年的陵园建筑是相当宏伟壮观的。

根据历史资料，显节陵的地宫也极为奢丽。史书记载，地宫用虚文画着日、月、鸟、龟、龙、虎、连壁、偃月、神兽等。

显节陵曾经被盗。现在陵前留有清人龚松林所立的"汉明帝显节陵"石碑一通。登上冢顶，周围陵墓星罗棋布，非常壮观。

扩展资料：

汉代帝陵分别分布在今陕西省西安市和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其年代约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

1***0年以后,曾对西汉帝陵的方位和陵园形制作过调查验证，还发掘过西汉帝陵附近的陪葬墓。汉代帝陵的形制为中国古代皇帝的陵墓制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的帝陵制度有很大的影响。

西汉帝陵的形制有两类：一类是霸陵因山为陵的形式，墓葬开凿于山崖中，不另起坟丘。其他10陵则属另一类，都筑有高大的覆斗形夯土坟丘，一般底部约150～170米见方，高约20～30余米，以武帝茂陵坟丘最大。

西汉时期寝殿一般建筑在陵园之中，庙建于陵园之外，大规模的祭祀典礼多在庙中进行。东汉把这一礼仪移置陵园中。东汉明帝时，把每年元旦公卿百官会集贺皇帝的礼仪和八月举行的"酎祭"一并搬到陵园中。

东汉帝陵地下建筑改变了西汉以柏木黄心为椁的制度，多用石头砌建椁室，称为"黄肠题凑"。东汉十二个帝陵，除献帝禅陵远在河内郡山阳以外，其他十一个帝陵都在洛阳故城附近。

参考资料：

三秦网-帝陵魅影——陕西盗墓大案风云

千年王安石︱官场变战场：从青苗大案看王安石变法

《第八个嫌疑人》故事的原型是：以“师爷”陈信文为首的犯罪团伙，武装抢劫运钞车犯下惊天大案后，主犯消失于茫茫人海，警方锲而不舍地对嫌疑人开始长达21年追凶历程的故事。

1995年12月22日，在广州番禺区易发商场附近的一家银行门前，发生了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武装劫钞案。7人作案，不到2分钟开了9枪。案发后，5名在逃劫匪先后被捕。而主犯陈恂敏和陈恩年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21年后，番禺银行大劫案终于破案，尘埃落定。常年逃亡的陈恩年得知身患重病后，决定自首。陈恩年投案10天后，警方通过技术手段，在云南瑞丽某建材市场成功抓获已经改名换姓的陈恂敏。

在潜逃的21年里，陈恂敏去过福建、陕西、海南、越南等地打工，最终落脚在瑞丽，化名莫毅志，结婚生女，开了一家家具店。

《第八个嫌疑人》影片评价

《第八个嫌疑人》在故事结构上不同于常规悬疑影片，更像是一部“心理悬疑片”。影片没有将重点放在制造悬念，反转真相，反倒是用更多的笔墨细腻地描写了大鹏所饰演的陈信年在犯罪后这二十余载的心理挣扎，用婚礼、生子等接连的人生大事推动着他对安稳的追求，也让影片结尾他做出的抉择更揪心、更感人泪下。

讲述“反派故事”的《第八个嫌疑人》在反派角色设置上也别有玩味。该片没有在影片开始就为大鹏所饰演的陈信文铺陈“怜悯色彩”，而是极尽去刻画陈信文的恶，再在后续故事中用镜头讲述陈信文沉沦的一生，最终让观众与其共情，达成“双方和解”（《今日影评》评）。

张呈忠（上海大学 历史 系讲师）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 历史 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 历史 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变法也不是。

在大宋王朝的王安石变法运动中，大案纷起，诏狱频发，祖无择案、赵世居案、郑侠案、张若济案、陈世儒案、潘开案、太学案、乌台诗案、吕嘉问案……一案接着一案，大臣下狱受审，枝蔓株连广泛，显示出政争之激烈、权斗之残酷。

在神宗一朝的大案之中，发生在新法推行之初的亳州青苗诏狱，起因和新法直接相关，“主犯”是三朝元老富弼，堪称新法第一大案。了解此案始末，便可知变法所遭遇的阻力，以及阻力是如何消除的，进而可以窥见当时的政治氛围与 历史 走向。

沉默的首相

富弼是北宋 历史 上的风云人物，少年时代才华出众、气度不凡，范仲淹称赞他有王佐之才，还把他的文章给宰相晏殊欣赏，后来富弼成为了晏殊的乘龙快婿。

庆历初，富弼出使辽国。当时宋夏战争宋军大败，辽人趁人之危，意欲谋夺宋朝国土。富弼临危受命，凭借过人的胆识与智慧，严辞拒绝辽国割地要求，并与辽国达成和议，成为名震天下的外交功臣。庆历三年富弼官拜枢密副使，和范仲淹、韩琦、欧阳修一起推动庆历新政，堪称改革先驱。至和、嘉祐年间他被仁宗拜为宰相，时人誉之为“真宰相”，与另一名相韩琦并称“富、韩”。

富弼长王安石17岁，本来十分赏识王安石。他曾举荐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不过韩琦不认同，富弼反问道：“以王安石的学术、文章和才干，哪里不行呢？”王安石在给富弼的信中说：“惟不肖常得出入门下，蒙眷遇为不浅矣。”敬重之意溢于言表。

熙宁二年（1069）二月，在王安石拜为参知政事（副相）的前一天，66岁的富弼被怀着雄心壮志的宋神宗拜为首相。神宗的目的很明显，他希望这位威震八方的老臣能出来为王安石站台，为变法铺路，但事与愿违。

神宗任用王安石，就是希望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进而开疆拓土。他向富弼问询国政，富弼却直言：“希望皇帝二十年不要言兵！”

王安石是“唯物主义者”，认为“天变不足畏”，灾异皆是天数而非人事得失所导致的。富弼听了之后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两个人的思想主张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水火不容。为王安石站台，富弼做不到，但也不好意思直接拆台。他就说自己有脚疾，经常请***不上班，而且谢客杜门，宅在家中。

富弼不上班，神宗很失望。这年十月，富弼被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即以使相的身份担任亳州的地方长官，依旧享受宰相待遇。富弼前后与王安石共事九个月，对他来说这段时光颇为煎熬，真正去上班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

罢相之时，富弼与神宗有意味深长的一幕：

神宗问富弼说：“卿去，谁可代卿？”富弼举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默然。

富弼对于这位他曾经十分看好的后辈，情绪复杂。据载罢相前富弼有《论王安石并求退疏》，其中痛骂王安石：安石平居之间，则口笔丘、旦；有为之际，则身心管、商。至乃忽故事于祖宗，肆巧讥于中外，喜怒惟我，进退其人。待圣主为可欺，视同僚为不物。

丘、旦是指孔子、周公，管、商是指管子、商鞅。这是说王安石嘴上说的和笔下写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却是法家的霸道权术。在富弼看来，王安石刚愎自用，骄横跋扈，欺瞒皇帝，玩弄同僚，是个肆无忌惮而又居心叵测的强人、狠人、奸人。

王安石眼中的富弼是什么样呢？他对神宗说：陛下以为富弼是什么样的人？臣只见他事事都迎合流俗，追求声名而已。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富弼就能够收买人心；倘若天下有事，凭着他这样的智商谋略，还想要挽狂澜于即倒、扶危厦于将倾，是绝对不可能的，必然误了天下大事。

评价富弼，王安石丝毫不留情面。在他的口中，富弼就是一个只知道爱惜自己羽毛的庸人、俗人、烂人。

首相的位子不好坐，富弼自然乐意离开是非之地，但他的内心很不平静。

案情很清晰

北宋的地方行政分路—州—县***。亳州属于淮南路，离都城开封不太远，下设七个县，分别是谯县、城父、蒙城、酂县、鹿邑、永城、卫真。富弼到了亳州以后，也是深居养疾，大部分时间宅在家里，和禅师一起研习佛学心法，偶尔处理一下政务。

亳州青苗案发生在熙宁四年年初。青苗法是王安石新法中最重要的一项，也是争议最大的一项，熙宁二年九月颁布，以发放农业贷款为主要内容。此时距青苗法的全面推行已满一年。当时提举淮南路常平司的同管勾官赵济巡历州县，经过永城县（今属河南商丘）时，有百姓拦住他借贷青苗钱。原来，亳州下辖诸县因富弼的命令，一直不敢放贷青苗钱。

提举常平司是王安石为推行新法而在路一级专设的主管机构，熙宁二年年底，青苗法推行之后，王安石选派了四十多名年轻官员分赴各路，正官为提举，副官为管勾，都是“青苗使者”。这批官员大多资历较浅，有的甚至连知县都没有当过，但正如王安石所说，他们是以朝廷命令出使，享有监察州县的权力。

淮南路的青苗使者赵济是开封封丘（今河南封丘）人，祖父为名臣赵贺，父亲赵宗道与韩琦都是工部侍郎崔立的女婿，算来韩琦是赵济的姨父。按照当时人的说法，赵济是典型的“新进少年”（宋人讲的“少年”是相对老年、老成而言，大致相当于今天人们说的中青年）。他是以选人身份提拔到提举常平司的。宋代文官可分为选人、京官、朝官三等，选人最低，属于官场上的“苦逼”（苦逼，佛经用语，为苦所逼迫的意思）阶层。不久之后赵济得以改官，迁为著作佐郎（京官，从六品上）。

得知亳州这一情况之后，赵济感觉事态严重，立即快马加鞭，奔到开封，入朝面见神宗，陈说富弼的罪行，并对神宗说：“富弼是朝廷大臣，竟然废格新法，法行当自贵近始，如果置而不问，朝廷还怎么号令天下！”

有意思的是，据史书记载，神宗听闻赵济的奏报之后，他的反应是“喜”！

谏官张琥也上疏说：“大臣不奉法，罪不可赦，行法宜自大臣始。”

二月五日，神宗诏令江淮发运司派遣官吏，设置推勘院（相当于特别法庭），调查亳州属县官吏阻止自愿请贷青苗钱人户的情况，启动了对此案的审讯程序。

据查，富弼曾追责散青苗钱的蒙城县官员，并且笞罚县吏，还让人拿着小札到各县，命令他们不得按照提举司的文书执行，签判徐公衮也给各县写信，让他们不得奉行诏令。

当年的庆历改革先驱，如今都是反对新法的保守派，但富弼的对抗性最为明显。韩琦虽然在大名府向朝廷上书，严厉批评青苗法，但政策确定下来之后转而奉行；欧阳修虽然在青州一度停止放贷青苗钱，但也上书朝廷说明情况；都不像富弼这样在亳州直接置朝廷命令于不顾。

政令不下州，这还了得？神宗对大臣说：“朝廷诏令，近来州郡大多数都不能严格执行。亳州属县不散青苗钱，提举官诘问，竟然说：‘虽有朝廷有旨意，但相公不让我们放贷，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是岂有此理！”

枢密使文彦博也说：“大臣如果见到朝廷法令对百姓不便，自然应该上书论奏，怎么能够直接搁置而不执行呢？”他虽是富弼举荐的宰相人选，此时也谴责富弼的行为有违纲纪。

此案涉及到富弼这样的元老重臣，审讯过程显得异乎寻常，被胁迫的从犯——亳州各级官吏——全都被拘禁审讯，而唯独主犯不被讯问。

富弼的态度非常明确：供认不讳。他先后三次上奏，表示自己招认一切指控，如果朝廷要借此事达到威震天下的目的，惩罚他一个人就足够了。

四月，侍御史知杂事邓绾又弹劾富弼及亳州签判徐公衮，神宗下诏将邓绾的奏疏送到亳州推勘院，但对于富弼只令案后收坐。于是富弼第四次上奏，申明徐公衮、石夷庚等人都只是执行自己的命令，他自己一力承担所有罪责，而且他说徐公衮、石夷庚还曾表示异议，他当场就把二人叱骂了出去。富弼一再强调是他自己“专主其事，情状甚明”。

当然富弼也为自己做了辩护，他说如果自己公开下命令让州县不执行，则是废格朝廷新法；如果依照朝廷法令放贷青苗钱，将来必然导致贫民逃窜，青苗钱收不回来，县司公人也得跟着一起赔钱，这是两难。所以他先是接受朝廷法令，说到时候再执行，以显示对朝廷命令的尊重，然后又秘密地让属县不得立即放贷青苗钱，以免将来贫户逃窜、县司公人赔钱，这是两得其便。

“青苗这件事，天下之人，不管是聪明人还是傻子，都知道时间越长为害越深，只是朝廷不知道。这真是让人无可奈何！”富弼愤懑地说。他声称自己情愿受到严厉的处罚，“虽死无悔”，希望其他人能够被宽恕。

富弼

王安石不满意

在这一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极少官员敢出来说情。仅有新任命的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书称“听说亳州当地官员和相关人员，都被关押了起来，成为一场大狱，弄得人心惶惶”，请求尽快结案。但他并不敢为富弼开脱罪责，只是说：“亳州的地方官员比如主簿、县尉等都因不散青苗钱被指控有罪，这实际上是前宰相所为，难道这些人能够控制吗？”

刘挚被认为是这时期台谏中最敢说话的人，但也只能说到这个层次。因为亳州青苗案的案情十分清楚，关键在于皇帝对处置前宰相究竟有多大决心。

神宗将亳州青苗案视作改变政坛风气的一次契机，他对王安石说：“比如富弼这件事，以前哪里有调查指控，现在进行立案审查，这样的事情办多了，官员的态度慢慢就变过来了。”

王安石认为神宗的态度还不够强硬，他说：“以臣所见，似乎小人还是不肯洗心革面。臣愚以为陛下如果真的能够洞见群臣情伪，操利害以驭之，那么谁敢为非作歹？只要朝廷之人不敢为非作歹，那么士大夫的风气立即发生变化，哪里用担心纪纲不立呢？”

经过四个多月的审判，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今河南汝州）；通判亳州唐諲，签判萧傅、徐公衮，支使石夷庚，永城等七县令佐等十八人皆冲替。冲替，即是罢免，必须马上离任。

富弼被罢使相之后依然很强硬，将赴汝州时上奏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老眼昏花，既因为不称职被朝廷怪罪过，现在又当知州，必然会再次废格诏令。希望所有新法文书，臣一律不再签字，直接交付通判去执行就可以了。”他依然表示出不合作的态度，不久之后即告致仕。

到后来征收免役钱的时候，河南府知府李中师非常积极，率先诸州推行。富弼告老家居，李中师就按照富弼的户等，让他和富民一样出钱。富弼不仅不能再阻挠新法，还成了新法直接的法办对象。

亳州青苗诏狱是朝廷首次置狱处理地方上停止放贷青苗钱的问题，此前虽有类似的情况，但神宗往往不予深究。这一次不仅富弼遭贬，一州七县的官员全遭处分，是此前未曾有过的，彰显出朝廷力推青苗法的坚定决心。这和王安石的主张密切相关。

王安石曾劝谕神宗说：“朝廷上驱逐奸邪，和战场上斩杀贼寇，没有什么差别。贼寇众多而强悍，盘踞的时间越长，那么就越需要勇猛强劲、坚持不懈。讨伐的多了自然就服帖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在他看来，朝廷铲除对新法持异议者，就要和战场上杀敌一样，要打一场持久战，才能实现“变风俗、立法度”的目标。

大兴狱事正是王安石的除奸手段。早在仁宗嘉祐年间，王安石在“万言书”中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时就曾说过要“加小罪以大刑”，“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不帅者”即不服从的人，和相貌无关），法之加必自此始。”

富弼说王安石“身心管、商”，确实是知人之论。商鞅立木以建信，刑太子之师以立威，此种精神让王安石非常感佩。他在《商鞅》一诗中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经常称赞商鞅是“豪杰之士”。商鞅是王安石父子的精神偶像。

王安石对神宗说：“富弼虽然被责降，但还是过着富贵生活，这样怎么能够威慑奸臣？”又说：“处理富弼这件事，实在是没有将法治落到实处。鲧因为违命而被杀头，共工因为奸恶而遭流放，富弼兼此二罪，却只被罢去了使相的名头！”在他看来，富弼实在是罪大恶极，所受的惩罚实在是太轻。

有记载说王雱甚至曾放言：“在闹市之中砍掉韩琦、富弼的头，新法就推行下去了！”有人认为这是黑王雱的段子，王安石的儿子也是饱读诗书的儒雅之士，不至于放出这样的狠话。但倘若看一下王安石对富弼罚得太轻的强烈不满，就知道王雱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

熙宁三年，小官唐坰上书说：“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他由此深受神宗赏识，获赐进士出身，先后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崇文院校书。王安石也非常赏识他，把他提拔为御史。放出这样狠话的人能够迅速升官，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

进击的少年

老臣富弼失势了，年轻官员赵济志得意满。他先是被神宗赐绯章服，即红色官服与银鱼袋，本来按其品级只能穿绿色官服，这是皇帝的特别赏赐。没过多久，他又被拔擢为太子中允（朝官，正五品下）、权发遣同提点刑狱，成为威风八面的大宋提刑官。变法不到两年，他就实现了从“苦逼”到“酷毙”的华丽转身。

“权发遣”是王安石变法时期普遍推行的一种新制，主要是为了解决新提拔的官员资序太浅的问题，差遣之前加“权”意味着资序低一等，加“权发遣”意味着资序低两等，这样就可以扩大高级官员的选任范围，把资历不够的低级官员提拔到负责新法的关键岗位上，不次用人，唯才是举，让年轻有为、积极进取的官员在新法实践中脱颖而出。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引发朝堂上的巨大争议，他把很多异议大臣都赶到地方，肃清了朝堂之上的反对势力，但在地方上又出现了各种反对力量。在地方上王安石所倚重的正是这批新上来的提举常平司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让王安石失望，40余人中有一半后来长期担任各路的转运使、提点刑狱等，成为朝廷推行新法的中坚力量。

比如成都府路的首任提举官李元瑜表现得非常优秀。他本是彭州永昌县的知县，担任提举官之后非常尽职，熙宁三年就被提拔为权发遣同提点刑狱兼常平等事。当时成都府路的监司如转运使范纯仁、提点刑狱谢景初、转运判官李杲卿对于推行青苗法态度消极。李元瑜和他们针锋相对，并抓住机会，向朝廷控告他们宴饮过度，且有歌妓陪酒作乐，特别是谢景初和李杲卿，和歌妓行为不检。当时朝廷正着力整顿官员生活作风，神宗下诏置狱审理，谢景初和李杲卿都遭严办，范纯仁也被调离。

大概是因为推行新法过于劳累的缘故，熙宁四年六月李元瑜在任上去世，成了为新法而殒身的烈士。王安石非常惋惜，对神宗说：“李元瑜在成都，以一身对抗范纯仁、谢景初、李杲卿等人，范纯仁等都没能让他屈服，而他们的党与大多被李元瑜检举揭发，因阻挠新法罪受到处理。”以当时李元瑜的级别，按制度不应当推恩，神宗特令与一子推恩，又命令宦官护送其丧归乡安葬，还赏赐了绢300匹。

此外，陕西首任青苗使者苏涓弹劾永兴军安抚使司马光，也是新进少年试图倾摇老臣的典型***。

刘挚后来弹劾赵济，他说赏罚是皇帝驾驭臣僚的手段，赵济窃取了皇帝的权柄，“舞公事以倾勋旧，起大狱以逐官吏”。这不过是刘挚一厢情愿的想法，赵济不过是皇帝的一枚棋子而已。

新法，是年轻官员的机会，能当棋子的机会，加官进爵的机会。正因为如此，那些刚刚被提拔上来的“新进少年”，比如赵济、李元瑜、苏涓，他们敢于攻击那些比自己资历高得多的元老重臣、地方大员，结果往往是一击而中，仕途荣显。如此一来，官场上的权力斗争明显加剧。

官场，变成了战场，为权力和理想而猎杀。少年登台，老臣让位，新进的大门敞开，勋旧的威权落地。王安石变法运动，首先是一场官场的更新运动，是官僚系统的大换血，少壮派的野心与荣耀让大宋帝国血脉贲张，亢奋不已。

这可能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就是把新旧党争简单地理解为元老大臣和少年新进之间的斗争。其实，反对新法的也有不少是年轻官员，比如苏轼、苏辙、刘挚等。就是那些积极参与新法的新党官员们，也会为邀功争宠而斗得不可开交。

对于所有官僚来说，新法是一场考验，有的人选择抓住机遇，有的人选择坚守理念。他们的个人选择背后的原因千差万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终极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个人选择而已。而变法是一场运动，是一种浪潮，被潮流所挟裹者必然是多数。

结语

北宋变法的时代，也是斗争的时代。亳州青苗大案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正是通过激烈的斗争，皇帝的威权提升，朝廷的政令畅通，新法的政策落地。从贵近下手，以刑罚立威，王安石效法商鞅，确实实现了“能令政必行”的目标。

不过，一旦官场变成了战场，想把斗争叫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士风丕变，利益攸关，士大夫之间的和解便成了一种奢望。不止是神宗一朝，北宋最后六十余年一直笼罩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之中，直至靖康之变王朝覆灭。

值得一提的是，“行法当自贵近始”的改革思路，到近代依然不乏效仿者。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受光绪帝召见，与荣禄相遇。荣禄问道：“固知法当变矣，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忿然回答说：“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法即变矣。”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