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言大义出处-微言大义指的是哪本书

1.四书五经是哪四书哪五经

2.四书五经分别指哪几本书？

3.荀子的劝学怎样翻译

4.孔子晚年出的书

5.详解《三字经》三四——春秋

四书五经是哪四书哪五经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末战火，只剩下五经。

目录

1. 四书

1.1 《大学》

1.2 《中庸》

1.3 《论语》

1.4 《孟子》

2. 五经

2.1 《诗经》

2.2 《尚书》

2.3 《礼记》

2.4 《周易》

2.5 《春秋》

四书

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

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孟子》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五经

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儒家本来有六经，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诗经》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尚书》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礼记》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周易》

《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春秋》

《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四书五经另一篇详细介绍:

《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书。

四书

“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 “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 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

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后，朝廷便将他 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 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 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五经

“五经”指《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五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绌，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也叫做《周易》，就是周代之易, 孔子定为五经之一, 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辞, 为易有主体, 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说卦八, 序卦九, 杂卦十, 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 故曰传. 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四书五经分别指哪几本书？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一、四书

1、《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

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

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2、《中庸》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

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

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

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

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文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3、《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由其学生编辑而成。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

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

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

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4、《孟子》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

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

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

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

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

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推到了与《大学》、《论语》等同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南宋孝宗时，朱熹编注的《四书》收录了《孟子》，把《孟子》正式推到了与《大学》、《论语》等同的地位。元、明以后，《孟子》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是科举者必读之书。

二、五经

1、《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2、《尚书》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传统《尚书》（又称《今文尚书》）由伏生传下来。传说为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

西汉学者伏生口述的二十八篇《尚书》为今文《尚书》，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的另一部《尚书》，为古文《尚书》。

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以及伪《古文尚书》25篇 。

《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

2018年11月，清华大学战国竹简研究成果发布，其中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

3、《礼记》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成书于汉代，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 。

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

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

自东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

《礼记》中记载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及思想学说，对儒家文化传承、当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养，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影响。

4、《周易》

《周易》即《易经》，《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

《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周易》没有提出阴阳与太极等概念，讲阴阳与太极的是被道家与阴阳家所影响的《易传》。

《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

春秋时期，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百家之学兴，易学乃随之发生分化。

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易学开始分为三支。?

《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就是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六宗，一为占卜宗，二为禨祥宗，三为造化宗，四为老庄宗，五为儒理宗，六为史事宗。

《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5、《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百度百科——四书五经

荀子的劝学怎样翻译

<荀子?劝学篇>翻译：

有道德修养的人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靛青是从蓝草里提取的，可是比蓝草的颜色更深；冰是水凝结而成的，却比水还要寒冷。木材直得可以符合拉直的墨线，用火烤把它弯曲成车轮，（那么）木材的弯度（就）合乎圆规的标准了，即使又被风吹日晒而干枯了，（木材）也不会再挺直，是因为经过加工，使它成为这样的。所以木材用墨线量过，再经辅具加工就能取直，刀剑等金属制品在磨刀石上磨过就能变得锋利，君子广泛地学习，而且每天检查反省自己，那么他就会聪明机智，而行为就不会有过错了。 因此，不登上高山，就不知天多么高；不面临深涧，就不知道地多么厚；不懂得先代帝王的遗教，就不知道学问的博大。干越夷貉之人，刚生下来啼哭的声音是一样的，而长大后风俗习性却不相同，这是教育使之如此。《诗经》上说：“你这个君子啊，不要总是贪图安逸。恭谨对待你的本职，爱好正直的德行。神明听到这一切，就会赐给你洪福 祥瑞。”精神修养没有比受道德熏陶感染更大了，福分没有比无灾无祸更长远了。 我曾经整天地思考，却不如片刻学习的收获大；我曾经提起脚后跟眺望，却不如登上高处看的广阔。登上高处招手，手臂并没有加长，但人们在远处也能看见；顺着风向呼喊，声音并没有增大，但听的人都听得清楚。借助车马的人，不是脚步快，却能到达千里之外；借助船只的人，不是善于游水，却能横渡江河。君子的本性（同一般人）没有差别，只是善于借助外物罢了。 南方有一种叫“蒙鸠”的鸟，用羽毛作窝，还用毛发把窝编结起来，把窝系在嫩芦苇的花穗上，风一吹苇穗折断，鸟窝就坠落了，鸟蛋全部摔烂。不是窝没编好，而是不该系在芦苇上面。西方有种叫“射干”的草，只有四寸高，却能俯瞰百里之遥，不是草能长高，而是因为它长在了高山之巅。蓬草长在麻地里，不用扶持也能挺立住，白沙混进了黑土里，就再不能变白了，兰槐的根叫香艾，一但浸入臭水里，君子下人都会避之不及，不是艾本身不香，而是被浸泡臭了。所以君子居住要选择好的环境，交友要选择有道德的人，才能够防微杜渐保其中庸正直。 事情的发生都是有起因的，荣辱的降临也与德行相应。肉腐了生蛆，鱼枯了生虫，懈怠疏忽忘记了做人准则就会招祸。太坚硬物体易断裂，太柔弱了又易被束缚，与人不善会惹来怨恨，干柴易燃，低洼易湿，草木丛生，野兽成群，万物皆以类聚。所以靶子设置好了就会射来弓箭，树长成了森林就会引来斧头砍伐，树林繁茂荫凉众鸟就会来投宿，醋变酸了就会惹来蚊虫，所以言语可能招祸，行为可能受辱，君子为人处世不能不保持谨慎。 堆积土石成了高山，风雨就从这里兴起了；汇积水流成为深渊，蛟龙就从这儿产生了；积累善行养成高尚的品德，自然会心智澄明，也就具有了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不积累一步半步的行程，就没有办法达到千里之远；不积累细小的流水，就没有办法汇成江河大海。千里马一跨跃，也不足十步远；劣马拉车走十天，（也能走得很远，）它的成功就在于不停地走。（如果）刻几下就停下来了，（那么）腐烂的木头也刻不断。（如果）不停地刻下去，（那么）金石也能雕刻成功。蚯蚓没有锐利的爪子和牙齿，强健的筋骨，却能向上吃到泥土，向下可以喝到泉水，这是由于它用心专一啊。螃蟹有六条腿，两个蟹钳，（但是）如果没有蛇、鳝的洞穴它就无处存身，这是因为它用心浮躁啊。 因此没有刻苦钻研的心志，学习上就不会有显著成绩；没有埋头苦干的实践，事业上就不会有巨大成就。在歧路上行走达不到目的地，同时事奉两个君主的人，两方都 不会容忍他。眼睛不能同时看两样东西而看明白，耳朵不能同时听两种声音而听清楚。螣蛇没有脚但能飞，鼫鼠有五种本领却还是没有办法。《诗》上说：“布谷鸟筑巢在桑树上，它的幼鸟儿有七只。善良的君子们，行为要专一不偏邪。行为专一不偏邪，意志才会如磐石坚。”所以君子的意志坚定专一。 古有瓠巴弹瑟，水中鱼儿也浮出水面倾听，伯牙弹琴，拉车的马会停食仰头而听。所以声音不会因为微弱而不被听见，行为不会因为隐秘而不被发现。宝玉埋在深山，草木就会很润泽，珍珠掉进深渊，崖岸就不会干枯。行善可以积累，哪有积善成德而不被广为传诵的呢？ 学习究竟应从何入手又从何结束呢？答：按其途径而言，应该从诵读《诗》、《书》等经典入手到《礼经》结束；就其意义而言，则从做书生入手到成为圣人结束。真诚力行，这样长期积累，必能深入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学到方能后已。所以学习的教程虽有尽头，但进取之愿望却不可以有片刻的懈怠。毕生好学才成其为人，反之又与禽兽何异？《尚书》是政事的记录；《诗经》是心声之归结；《礼经》是法制的前提、各种条例的总纲，所以要学到《礼经》才算结束，才算达到了道德之顶峰。《礼经》敬重礼仪，《乐经》讲述中和之声，《诗经》《尚书》博大广阔，《春秋》微言大义，它们已经将天地间的大学问都囊括其中了。 君子学习，是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表现在威仪的举止和符合礼仪的行动上。一举一动，哪怕是极细微的言行，都可以垂范于人。小人学习是从耳听从嘴出，相距不过四寸而已，怎么能够完美他的七尺之躯呢？古人学习是自身道德修养的需求，现在的人学习则只是为了炫耀于人。君子学习是为了完善自我，小人学习是为了卖弄和哗众取宠，将学问当作家禽、小牛之类的礼物去讨人好评。所以，没人求教你而去教导别人叫做浮躁；问一答二的叫罗嗦；浮躁罗嗦都是不对的，君子答问应象空谷回音一般，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学习没有比亲近良师更便捷的了。《礼经》、《乐经》有法度但嫌疏略；《诗经》、《尚书》古朴但不切近现实；《春秋》隐微但不够周详；仿效良师学习君子的学问，既崇高又全面，还可以通达世理。所以说学习没有比亲近良师更便捷的了。 崇敬良师是最便捷的学习途径，其次就是崇尚礼仪了。若上不崇师，下不尚礼，仅读些杂书，解释一下《诗经》《尚书》之类，那么尽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介浅陋的书生而已。要穷究圣人的智慧，寻求仁义的根本，从礼法入手才是能够融会贯通的捷径。就像弯曲五指提起皮袍的领子，向下一顿，毛就完全顺了。如果不究礼法，仅凭《诗经》《尚书》去立身行事，就如同用手指测量河水，用戈舂黍米，用锥子到饭壶里取东西吃一样，是办不到的。所以，尊崇礼仪，即使对学问不能透彻明了，不失为有道德有修养之士；不尚礼仪，即使明察善辩，也不过是身心散漫无真实修养的浅陋儒生而已。 如果有人前来向你请教不合礼法之事，不要回答；前来诉说不合礼法之事，不要去追问；在你面前谈论不合礼法之事，不要去参与；态度野蛮好争意气的，别与他争辩。所以，一定要是合乎礼义之道的，才给予接待；不合乎礼义之道的，就回避他；因此，对于恭敬有礼的人，才可与之谈道的宗旨；对于言辞和顺的人，才可与之谈道的内容；态度诚恳的，才可与之论及道的精深义蕴。所以，跟不可与之交谈的交谈，那叫做浮躁；跟可与交谈的不谈那叫怠慢；不看对方回应而随便谈话的叫盲目。因此，君子不可浮躁，也不可怠慢，更不可盲目，要谨慎地对待每位前来求教的人。《诗经》说：“不浮躁不怠慢才是天子所赞许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射出的百支箭中有一支不中靶，就不能算是善射；驾驭车马行千里的路程，只差半步而没能走完，这也不能算是善驾；对伦理规范不能融会贯通、对仁义之道不能坚守如一，当然也不能算是善学。学习本是件很需要专心致志的事情，学一阵又停一阵那是市井中的普通人。好的行为少而坏的行为多，桀、纣、拓就是那样的人。能够全面彻底地把握所学的知识，才算得上是个学者。 君子知道学得不全不精就不算是完美，所以诵读群书以求融会贯通，用思考和探索去理解，效仿良师益友来实践，去掉自己错误的习惯性情来保持养护。使眼不是正确的就不想看、耳不是正确的就不想听，嘴不是正确的就不想说，心不是正确的就不愿去思虑。等达到完全醉心于学习的理想境地，就如同眼好五色，耳好五声，嘴好五味那样，心里贪图拥有天下一样。如果做到了这般地步，那么，在权利私欲面前就不会有邪念，人多势众也不会屈服的，天下万物都不能动摇信念。活着是如此，到也不变。这就叫做有德行、有操守。有德行和操守，才能做到坚定不移，有坚定不移然后才有随机应对。能做到坚定不移和随机应对，那就是成熟完美的人了。到那时天显现出它的光明，大地显现出它的广阔，君子的可贵则在于他德行的完美无缺。

回答者： shiminglongcs | 二级 | 2011-3-13 23:39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酰酸，而蚋聚焉。故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

《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 。玉在山而草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 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 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

问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译文：

君子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

靛青是从蓝草里提取的，可是比蓝草的颜色更深；冰是水凝结而成的，却比水还要寒冷。木材直得符合拉直的墨绳，用煣的工艺把它制成车轮，（那么）木材的弯度（就）合乎圆的标准了，即使再干枯了，（木材）也不会再挺直，是因为经过加工，使它成为这样的。所以木材用墨线量过，再经辅具加工就能取直，刀剑等金属制品在磨刀石上磨过就能变得锋利，君子广泛地学习，而且每天检查反省自己，那么他就会聪明机智，而行为就不会有过错了。

所以，不登上高山，就不知天多么高；不面临深涧，就不知道地多么厚；不懂得先代帝王的遗教，就不知道学问的博大。干越夷貉之人，刚生下来啼哭的声音是一样的，而长大后风俗习性却不相同，这是教育使之如此。《诗经》上说：“你这个君子啊，不要总是贪图安逸。恭谨对待你的本职，爱好正直的德行。神明听到这一切，就会赐给你洪福祥瑞。”精神修养没有比受道德薰陶感染更大了，福分没有比无灾无祸更长远了。

我曾经整天思索，（却）不如片刻学到的知识（多）；我曾经踮起脚远望，（却）不如登到高处看得广阔。登到高处招手，胳膊没有比原来加长，可是别人在远处也看见；顺着风呼叫，声音没有比原来加大，可是听的人听得很清楚。借助车马的人，并不是脚走得快，却可以行千里，借助舟船的人，并不是能游水，却可以横渡江河。君子的本性跟一般人没什么不同，（只是君子）善于借助外物罢了。

南方有一种叫“蒙鸠”的鸟，用羽毛作窝，还用毛发把窝编结起来，把窝系在嫩芦苇的花穗上，风一吹苇穗折断，鸟窝就坠落了，鸟蛋全部摔烂。不是窝没编好，而是不该系在芦苇上面。西方有种叫“射干”的草，只有四寸高，却能俯瞰百里之遥，不是草能长高，而是因为它长在了高山之巅。蓬草长在麻地里，不用扶持也能挺立住，白沙混进了黑土里，就再不能变白了，兰槐的根叫香艾，一但浸入臭水里，君子下人都会避之不及，不是艾本身不香，而是被浸泡臭了。所以君子居住要选择好的环境，交友要选择有道德的人，才能够防微杜渐保其中庸正直。

事情的发生都是有起因的，荣辱的降临也与德行相应。肉腐了生蛆，鱼枯了生虫，懈怠疏忽忘记了做人准则就会招祸。太坚硬物体易断裂，太柔弱了又易被束缚，与人不善会惹来怨恨，干柴易燃，低洼易湿，草木丛生，野兽成群，万物皆以类聚。所以靶子设置好了就会射来弓箭，树长成了森林就会引来斧头砍伐，树林繁茂荫凉众鸟就会来投宿，醋变酸了就会惹来蚊虫，所以言语可能招祸，行为可能受辱，君子为人处世不能不保持谨慎。

堆积土石成了高山，风雨就从这里兴起了；汇积水流成为深渊，蛟龙就从这儿产生了；积累善行养成高尚的品德，自然会心智澄明，也就具有了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不积累一步半步的行程，就没有办法达到千里之远；不积累细小的流水，就没有办法汇成江河大海。骏马一跨跃，也不足十步远；劣马拉车走十天，（也能走得很远，）它的成功就在于不停地走。（如果）刻几下就停下来了，（那么）腐烂的木头也刻不断。（如果）不停地刻下去，（那么）金石也能雕刻成功。蚯蚓没有锐利的爪子和牙齿，强健的筋骨，却能向上吃到泥土，向下可以喝到泉水，这是由于它用心专一啊。螃蟹有六条腿，两个蟹钳，（但是）如果没有蛇、鳝的洞穴它就无处存身，这是因为它用心浮躁啊。

因此没有刻苦钻研的心志，学习上就不会有显著成绩；没有埋头苦干的实践，事业上就不会有巨大成就。在歧路上行走达不到目的地，同时事奉两个君主的人，两方都不会容忍他。眼睛不能同时看两样东西而看明白，耳朵不能同时听两种声音而听清楚。螣蛇没有脚但能飞，鼫鼠有五种本领却还是没有办法。《诗》上说：“布谷鸟筑巢在桑树上，它的幼鸟儿有七只。善良的君子们，行为要专一不偏邪。行为专一不偏邪，意志才会如磐石坚。”所以君子的意志坚定专一。

古有瓠巴弹瑟，水中鱼儿也浮出水面倾听，伯牙弹琴，拉车的马会停食仰头而听。所以声音不会因为微弱而不被听见，行为不会因为隐秘而不被发现。宝玉埋在深山，草木就会很润泽，珍珠掉进深渊，崖岸就不会干枯。行善可以积累，哪有积善成德而不被广为传诵的呢？

学习究竟应从何入手又从何结束呢？答：按其途径而言，应该从诵读《诗》、《书》等经典入手到《礼经》结束；就其意义而言，则从做书生入手到成为圣人结束。真诚力行，这样长期积累，必能深入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学到方能后已。所以学习的教程虽有尽头，但进取之愿望却不可以有片刻的懈怠。毕生好学才成其为人，反之又与禽兽何异？《尚书》是政事的记录；《诗经》是心声之归结；《礼经》是法制的前提、各种条例的总纲，所以要学到《礼经》才算结束，才算达到了道德之顶峰。《礼经》敬重礼仪，《乐经》讲述中和之声，《诗经》《尚书》博大广阔，《春秋》微言大义，它们已经将天地间的大学问都囊括其中了。

君子学习，是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表现在威仪的举止和符合礼仪的行动上。一举一动，哪怕是极细微的言行，都可以垂范于人。小人学习是从耳听从嘴出，相距不过四寸而已，怎么能够完美他的七尺之躯呢？古人学习是自身道德修养的需求，现在的人学习则只是为了炫耀于人。君子学习是为了完善自我，小人学习是为了卖弄和哗众取宠，将学问当作家禽、小牛之类的礼物去讨人好评。所以，没人求教你而去教导别人叫做浮躁；问一答二的叫罗嗦；浮躁罗嗦都是不对的，君子答问应象空谷回音一般，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学习没有比亲近良师更便捷的了。《礼经》、《乐经》有法度但嫌疏略；《诗经》、《尚书》古朴但不切近现实；《春秋》隐微但不够周详；仿效良师学习君子的学问，既崇高又全面，还可以通达世理。所以说学习没有比亲近良师更便捷的了。

崇敬良师是最便捷的学习途径，其次就是崇尚礼仪了。若上不崇师，下不尚礼，仅读些杂书，解释一下《诗经》《尚书》之类，那么尽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介浅陋的书生而已。要穷究圣人的智慧，寻求仁义的根本，从礼法入手才是能够融会贯通的捷径。就像弯曲五指提起皮袍的领子，向下一顿，毛就完全顺了。如果不究礼法，仅凭《诗经》《尚书》去立身行事，就如同用手指测量河水，用戈舂黍米，用锥子到饭壶里取东西吃一样，是办不到的。所以，尊崇礼仪，即使对学问不能透彻明了，不失为有道德有修养之士；不尚礼仪，即使明察善辩，也不过是身心散漫无真实修养的浅陋儒生而已。

如果有人前来向你请教不合礼法之事，不要回答；前来诉说不合礼法之事，不要去追问；在你面前谈论不合礼法之事，不要去参与；态度野蛮好争意气的，别与他争辩。所以，一定要是合乎礼义之道的，才给予接待；不合乎礼义之道的，就回避他；因此，对于恭敬有礼的人，才可与之谈道的宗旨；对于言辞和顺的人，才可与之谈道的内容；态度诚恳的，才可与之论及道的精深义蕴。所以，跟不可与之交谈的交谈，那叫做浮躁；跟可与交谈的不谈那叫怠慢；不看对方回应而随便谈话的叫盲目。因此，君子不可浮躁，也不可怠慢，更不可盲目，要谨慎地对待每位前来求教的人。《诗经》说：“不浮躁不怠慢才是天子所赞许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射出的百支箭中有一支不中靶，就不能算是善射；驾驭车马行千里的路程，只差半步而没能走完，这也不能算是善驾；对伦理规范不能融会贯通、对仁义之道不能坚守如一，当然也不能算是善学。学习本是件很需要专心至致的事情，学一阵又停一阵那是市井中的普通人。好的行为少而坏的行为多，桀、纣、拓就是那样的人。能够全面彻底地把握所学的知识，才算得上是个学者。

君子知道学得不全不精就不算是完美，所以诵读群书以求融会贯通，用思考和探索去理解，效仿良师益友来实践，去掉自己错误的习惯性情来保持养护。使眼不是正确的就不想看、耳不是正确的就不想听，嘴不是正确的就不想说，心不是正确的就不愿去思虑。等达到完全醉心于学习的理想境地，就如同眼好五色，耳好五声，嘴好五味那样，心里贪图拥有天下一样。如果做到了这般地步，那么，在权利私欲面前就不会有邪念，人多势众也不会屈服的，天下万物都不能动摇信念。活着是如此，到也不变。这就叫做有德行、有操守。有德行和操守，才能做到坚定不移，有坚定不移然后才有随机应对。能做到坚定不移和随机应对，那就是成熟完美的人了。到那时天显现出它的光明，大地显现出它的广阔，君子的可贵则在于他德行的完美无缺。

孔子晚年出的书

我就敢回答呀!

孔子晚年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哲学思想孔子所处春秋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孔子思想中充满新与旧的矛盾，反映了大变动时代的精神风貌。天命鬼神观孔子继承了传统的天命鬼神观，视天为万有的主宰和人格神，认为天命主宰着人的生，也决定着社会的治乱。他主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同时他又否定周时盛行的占卜活动，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五谷生焉”，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所以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记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说“未知生，焉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回避了关于人后是否变鬼的问题。

详细请看:晚年他致力整理文献典籍，有《诗》、《书》等，后世将其称为“六经”、亦或“六艺”。公元前 479年，孔子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三岁。

详细请看:《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张京华

摘要：《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今学者论及孔子，多由哲学一面立论，较少有人论及孔子的史学观念。又学者所据以讨论的文献，主要限于《论语》一书。钱玄同先生曾说：“我们要考孔子底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1]（P70）此语虽然是在古史辨派兴起之际说出的，但是影响一直存在。周予同先生曾说：“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进而提出“描画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的问题[2]（P338－339）。金景芳先生也提出：“孔子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呢？……有人说，真正可以称为孔子的遗产的，只有《论语》一书。……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孔夫子变成‘空夫子’。”[3]《汉书·艺文志》称《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所以最能代表孔子自己的思想。除此之外，当属《六经》（实际为《五经》）。其实在《六经》之外，如孙星衍所辑《孔子集语》，引用《六经》以外现存书目在220种以上，直接或间接涉及孔子的学说与形象，未必不含有珍贵的历史资料。

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然会因其一生所处的阶段不同而有所变化。孔子一生经历有宦游与讲学二大主题，二者有时交叉错落，有时也有明显的划分，如司马迁所说，曾有一个时期，“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随着宦游与讲学阶段的不同，孔子的思想旨趣也有不同。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是以“多闻”、“多能”和“博学”而著称于世的。《庄子·秋水》：“河伯曰：‘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所谓“少仲尼之闻”，意谓当时学者以孔子为闻见最广。故儒家《六经》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并非由孔子独创，而是孔子对于以往知识综合选择的一个结果。《六经》是经过选择以后的“百科全书”。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4]（《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寄托于前代典章的做法，使得孔子的思想伴随着以往的历史而长存，但是客观上也更加分化了孔子的形象。“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当时已能明此。

《春秋》旧以为孔子所删定。孔子与《春秋》及鲁史的关系，最初的一个说法是“修”《春秋》，《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由现代著作观念来说，“修史”一语是最为切实的，因为古代史学为专门之业，世官史职，编年载籍陈陈相因，诸子之学可以是“空言”，史学则本非一人可以杜撰。但是到孟子时，则不言“修”而言“作”。《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至司马迁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 ，班固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5]（《汉书·司马迁传赞》），都使用了“作”字。司马迁的本意，是指孔子曾做修《春秋》之事，但是后人理解转生误会，如张载说：“《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所以学者不得不再加分辨。杜预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6]（《春秋左传集解·序》）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7]（《朱子语类》）顾炎武说：“《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8]（《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条》）现代学者杨伯峻先生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孔丘不曾修改。……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9]（《前言》P13－15）都认为《春秋》与鲁史有关，甚至是直接抄录了鲁史。但是杨伯峻先生也承认孔子与《春秋》有关，说：“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3]金景芳先生也说：“六经亦称六艺，实际上它是当时孔子为了教学所编的教科书。”[3]本文同意选编教科书的说法。

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后二年，孔子卒。同时，《孔子世家》中还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而《韩非子》也有“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10]（《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载，子夏为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四十四岁。则知孔子确实是在晚年“退而不仕”的情况下，整理了《春秋》。刘知几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11]（《史通·六家》）这种文体，特别是二百余年中史官所作的持续的记载，不是孔子所能够“独创”的，这与以思想见长的诸子不同，刘勰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12]（《文心雕龙·诸子》）诸子可以议论见志、空言游说，而史家不能。所以旧史所说的孔子“著作”《春秋》，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拥有著作权”的“著作”。杨伯峻先生曾举出例证，在今文家认为寓含一字之褒贬的地方，其实《春秋》与《汲冢竹书纪年》完全是一样的[9]（《前言》P12－13）。但是孔子仍然有可能“删削”过鲁史，因为为《春秋》作传的《左传》所增加的大量史料，同样应该源自鲁史，而孔子将其省略掉了。匡亚明先生说：“孔子是把《春秋》作为现代史教材进行教学的，这只是一部分教学大纲；作为教学大纲，也只能是提纲挈领，不能过分铺张繁复。”[13]（第九章，P363）本文同意这一说法。

《左传》旧以为《春秋》三传之一。班固说：“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5]（《汉书·司马迁传赞》）刘知几说：“《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11]（《史通·六家》）关于左丘明的身份，《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4]（《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及《汉书·艺文志》《春秋》家班固自注，都说：“左丘明，鲁太史。”《史记·裴骃集解序》司马贞《索隐》说：“仲尼作《春秋经》，鲁史左丘明作传，合三十篇，故曰《左氏传》。”刘知几说：“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檮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他国，每事皆详。”[11（《史通·申左》）以上数家都认为左丘明的身份是太史。由《论语》孔子尊重其德行来看，他的年寿应该大过孔子。他不是孔子的弟子，所以司马迁要称之为鲁君子。然而由于孔子弟子众多，影响巨大，又是删削鲁史，所以即使不为弟子，左丘明还是有可能为孔子所删削的《春秋》作传。近代以来学者多怀疑左丘明其人，如杨伯峻先生说：“无论左丘明的姓氏如何，无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或同时人，但《左传》作者不可能是《论语》中的左丘明”[9]（《前言》P32）。本文认为，近代以来的怀疑并不足以否定旧说，左丘明以鲁太史、鲁君子的身份，“以同圣之才，同在一国”[11]（《史通·申左》），从而为《春秋》补充大量史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关于《左传》的真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证说：“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几‘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左传正义》）解释了《春秋》、《左传》二书有经后人所续的可能性，但是维持《左传》为左丘明所作的传统说法，而且论证了《左传》的性质与史料来源。既然《春秋》与《左传》的关系犹如后世史家的“纲目”与“长编”，则二书体例与内容原为历代史官所守所撰，其中言辞间有不甚一致之处的疑问，便也不难理解了。

《春秋》三传比较，刘知几曾说：“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然自丘明之后，迄及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之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11]（《史通·申左》）所说概述出《左传》与《公》《谷》二传的沉浮互动，同时也揭示出二者在经、史两途上的不同归属。蒋伯潜先生曾概述说：“《左传》不当附《春秋经》，前人已多言之。卢植、王接曰：‘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为经而发。’高祜、贺循亦皆谓《左传》为史。《大中遗事》及《北梦琐言》并载唐陈商亦称：‘左丘明为鲁史，记述时政，以日繁月，本非扶助圣经，是太史之流。……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朱子亦言：‘《左传》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叶梦得曰：‘《左传》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事，而事未必实；《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吴澄也说：‘载事则《左传》详于《公》、《谷》，释经则《公》、《谷》精于《左氏》。’刘逢禄曰：‘《左传》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15]（第十章《〈春秋〉经、传述要P115）杨伯峻先生也说：“《左传》的解《经》，不像《公羊》和《谷梁》。……何休《公羊解诂》和唐人徐彦的《疏》……有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现在看来，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总而言之，《公羊传》、《谷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然而《左传》以具体史实来说明或者补充以至订正经文。行文简劲流畅，自东汉以后更为盛行，自魏晋以后便压倒《公羊》、《谷梁》二传。”[9] （《前言》P24、26、28）所说极有启发。因为三传虽然并称，其实却是二个系统。《公羊》、《谷梁》以弟子的身份传承师学，所以重在“微言大义”的一面，《左传》以史官、君子的身份补充史料，所以重在“良史”、“实录”的一面，二者原则完全不同。

西汉以后儒家有今古文家派之争，古文家长于名物训诂，主于“实事求是”，《左传》为古文，所以杜预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6]（《春秋左传集解·序》）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今文家主于“微言大义”，《公羊》、《谷梁》为今文，所以何休等人重在阐释“三科九旨”。清代今文家皮锡瑞说：“《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19－20）“按《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而解说独详，盖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删订诸经为尤大，与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说《春秋》大义，亦与《孟子》、《公羊》相合。则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说未可非矣。”[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45）甚至还认为：“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30）也就是说，由孔子所揭示的“大义”，早在孔子以前《六经》尚没有称为“经”之时，就已经包含在内了。

皮锡瑞此语虽不免具有其今文经学的立场，但并非毫无道理。实际上自秦汉以后，凡史学一系均认同《左传》，而不认同《公羊》、《谷梁》。班固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5]（《汉书·司马迁传赞》），即认为孔子与左丘明皆具史官资格，而《公羊》《谷梁》不与。刘知几称诸史之作有“六家”“二体”，二曰《春秋》，三曰《左传》，而《公羊》《谷梁》不与。另一方面，战国两汉之际，凡经学一系均认同《公羊》《谷梁》，而不认同《左传》。由孔子自语、子夏说《春秋》、孟子所言及司马迁、班固所论，“微言大义”的阐释，应该更符合孔子的原意。金景芳先生说：“孔子的这一著作，政治性很强。……用今日常用的话来说，就是真正做到为当时的政治服务。”[3]（P25）本文同意这一说法。

总之，《春秋》一书而兼具二种性质。朱熹说：“《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蒋伯潜先生说：“孔子据《鲁春秋》以作《春秋》，其事则无非齐桓晋文之事，其文则多同鲁史之文，故与晋《乘》、楚《檮杌》大致相同。唯其义，则孔子之义，不但为《乘》与《檮杌》所无，亦为《鲁春秋》所无。《春秋》之所以为‘经’者，即在于此。”又评刘知几说：“刘氏是史学家，不是经学家。他以史学批评《左氏》，是对的；以史学批评《春秋经》，却是错了。”[15]（P116、106－107）

但是，孔子所谓“微言大义”其实也是渊源有自的，它本不是经学所独有，而同样是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中国史学自上古以来本就是以“实录”与“史鉴”二种传统并行的；或者说，“良史”、“实录”是体，“微言大义”是用。刘知几在其批评经学的著名的《疑古》篇中，曾经说：“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诰，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说，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准的。其于事也则不然。……《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又说：“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他事。遂使两汉儒者，疾之若仇。故二传大行，擅名后世。又孔门之著述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又按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11]（《史通·疑古》）随之列举《尚书》之中隐讳不明的史事十条。在另一批评孔子的著名的《惑经》篇中，又说：“按赵穿杀君，而称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斯盖当时之恒事，习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没而微言绝’，观微言之作，岂独宣父者邪？”[11]（《史通·惑经》）随之列举《春秋》之中“未谕”者十二条，“虚美”者五条。其说虽意在批评经学的隐讳、虚美，但亦可以证明在孔子之前，虞夏、周公之时，久已存在“微言”的传统。

“微言”的传统依照皮锡瑞所说，是将其纳入经学之内，区分《春秋》有“事”、“文”、“义”三层含义；依照刘知几所说，则是将其纳入史学之内，区分史学有“记言”与“记事”二种体裁。依照杜预所说，孔子是“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6]（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即孔子是继承周公一系而来。而依照司马谈、迁父子所说，“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4]（《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班固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5]（《汉书·艺文志》），则孔子整理《春秋》，是自居于史官地位的。细绎杜预之说，其所谓周公，亦是指周公所建立的史官制度，而其整套典礼、王道，亦得由此史官制度而体现。因此，就史官制度与职守而言，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学中崇尚微言大义、重在阐释史鉴的传统，是以孔子为代表并发扬光大的。

详细请看:六经:六经就是《易》、《诗》、《书》、《礼》、《乐》(今佚)、《春秋》(鲁国编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上学著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他的确想修订礼乐，那也是要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屡见不鲜。再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还没有听说当时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详解《三字经》三四——春秋

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

最喜欢古人文章的地方，就是言简意深，所谓“微言大义”也正是春秋的灵魂，而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古人文章的灵魂。比如我们看《三字经》的这两句，寥寥24个字，把这么一大部书的精神已经讲的清清楚楚。其中的重点也就是那么7个字——一个“亡”字，一句“寓褒贬，别善恶”。

《三字经》的这两句，重点来谈两个问题，一是《春秋》这部书之所以流传的背景；二是所谓“寓褒贬，别善恶”的教化意义。

看《春秋》一定要了解当时那个社会的基本特点。为什么说“诗既亡”。春秋时期，在孔夫子的眼中，就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实际上也差不多就是那样一个情况。而承载三代以上文化、学问、思想的代表著作其实就是《诗经》，孔子教育学生，到达一定程度的学生才能用《诗经》来做教材，做进一步的深造。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详解《三字经》的上一篇 详解《三字经》三三——诗经 。那么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岁月，《诗经》已经失去了他的教育功能，大家都在忙着搞实用性的学问——如何富国强兵吞并邻国。真正的思想层面的教育已经很少有人关心了。所以叫做“诗既亡”，这个“亡”字用的就很考究，彻底的消失不见叫做亡。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用什么去教育一个人，去引导人的行为。这个时候《春秋》就出现了。

其实我们今天讲《春秋》是这样一本书，但是这本书在当时的社会，只能是鲁国一个国家所记载的历史，里面的事情要么就是鲁国自己的事，要么就是与鲁国有关的事，算是站在鲁国的立场看当时的国际事务。而每个诸侯国，包括东周王室都是有所谓的《春秋》。有学者考证《尚书》和《春秋》是当时记录历史的书。《尚书》记载的“言”，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公文汇编”。《春秋》记载的“事”，是我们后世通俗意义的历史了。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为什么只有鲁国的历史流传了下来？如果按照传承正史的话，也应该是东周王室的历史呀。相传是孔子作《春秋》嘛，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孔子整理的《春秋》，或者说增删。鲁国史之所以能传世，包括“春秋三传能入“十三经”。孔子的整理以及在教学中对《春秋》的运用，应该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三字经》点出来的这六个字——“寓褒贬，别善恶”。明寓褒贬，分别善恶。这正是《春秋》能够接续《诗经》，能对当时以及后世的社会形成引导的一个关键。“诗既亡，春秋作”，可不仅仅是《诗经》的时代过去了，人们靠《春秋》来完成教化。想真正看懂《春秋》，对于《诗经》这部书也要有充分的认识。不然的话，《春秋》是看不懂的，看了也只是记住了一件件事、一个个人而已。从这一点来看，其实《春秋》不是历史，或者说不仅仅是历史记录，他更多的是历史评论。是在褒贬时事铭喻后人，明示善恶存续子孙。中国的史书，正是从《春秋》开始，确立了这个民族慧眼独具的历史观、价值观；正是这些观念塑造了一个民族坚毅不屈、挺立天地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开启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时代。

今日之世界，其实正是放大版的东周。人类要想最终走出困境，《春秋》这部书不可不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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